我爱我家

读祖父雨三公文

我的祖父汤霖,字崇道,号雨三。据《汤氏宗谱·仕宦志》记载:“霖,字雨三,庚寅(1890)进士,甘肃即用知县,历任渭源、碾伯、宁朔、平番等知县,加同知衔,历序丁酉(1897)、壬寅(1902)、癸卯(1903)等科甘肃乡试同考官。”又据刘尊贤《清末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刊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中记载:“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设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监督为湖北人陈曾佑(翰林出身,时任甘肃提学使),教务长为甘肃人张林焱(翰林出身,曾官任翰林院检讨),庶务长为湖北人汤霖(进士)和山东人郁华(举人)。”

我祖父在我出生前十三年就去世了,我没看到过他的画像或照片。关于他的简单经历,在前面已经写了,归纳起来可说者:一是他以进士而出任过几任县官和乡试同考官;二是他晚年以授徒为业,教出不少学生。据父亲说,祖父喜汉《易》,但我没有找到他写的有关汉《易》的片言只字,不过在《汤氏宗谱》中收录了他的诗五首,文五篇,联语一。其中还有他的学生赞其师的诗两首。祖父的诗文大多是为应酬写的,但其中有一篇是为学生们祝贺他六十岁生日而画的一幅《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写的《自序》,约五百字。它可以说是祖父留下的一篇最有价值之短文,它不仅表现了祖父为人为学之要旨,而且可以看出他对时局变迁的态度,现录全文于下:

右图为门人固原吴本钧所绘。盖余生于道光庚戌岁,至今年辛亥,岁星之周,复逾一岁。门人之宦京者怂儿辈,将于余生日置酒为寿,余力尼之。陈生时隽谓余:“先生恒言京师卼臲不可居,行将归隐,嗣后安能如长安辐辏,尝集处耶?京西旧三贝子花园,今改农事试验场,于先生生日为长日之游,湔世俗繁缛之仪文,留师友追陪之嘉话,不亦可乎?”余无以却之,乃于六月十三日为游园会。游既毕,吴生追作此图。

余维人生世间,如白驹过隙,寿之修短,夫何足言!但受中生而为人,又首四民而为士,有所责不可逃也,有所事不可废也。余自念六十年来,始则困于举业,终乃劳于吏事,盖自胜衣以后,迄无一息之安,诸生倡为斯游,将以娱乐我乎?余又内惭,穷年矻矻,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虽逾中寿,宁足欣乎?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静以应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然则兹游也,固可收旧学商量之益,兼留为他日请念之券。抑余身离国都,前所愿诏示诸生者,盖尽于此。

是役同游者:固原吴本钧,印江陈时隽,南昌黄云冕,德化徐安石,湖口刘太梅,乐安秦锡铭,蕲州童德禧,黟县舒孝先、舒龙章,同里邢骐、石山倜,外甥赵一鹤,婿项彦端,及儿子用彬、用彤,外孙邢文源、又源,孙一清、孙女一贞等,都二十余人。

宣统三年六月廿五日颐园老人汤霖记。

这篇《自序》是写在祖父将离京回乡之宣统三年六月,即是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年,次年民国建立,清廷倾覆,正如祖父所预测“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之时也。在《与连方伯书》中说:“京师尘俗,时局奇变,抉伍胥之目不可以五稔化苌弘之血,奚待于三祀,投老穷居不与人事宁可自投浊流乎!”这说明祖父已看到局势将起大变化,而清廷已无有挽救之可能,正像他时常吟诵《哀江南》中所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情形。而祖父要求其子弟“当静以应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这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应静观时局之变化,在看清形势后再决定出处;不要去急急忙忙地追求功名利禄或自弃于逸乐,当以修德进学而为要旨。

我的祖父虽做过清朝的几任小官,但均在边远地区,地贫瘠而民艰苦。祖父为官清廉,遵循曾祖母之教训,据《莘夫赠公墓表》中说:祖父的母亲徐太宜“性严肃,寡言笑,居家俭朴,事舅姑以孝,御下以恕。勖儿子居官以清、以慎、以勤”。时朝廷之《制诰》亦谓:“徐氏通同知衙甘肃碾伯县知县汤霖之母,淑慎其仪,柔嘉维则,宣训词于朝夕,不忘育子之勤”云云。我想,很可能是由于曾祖父母对祖父要求甚严,故祖父为官不敢不清廉也。自丁酉(1897)年后祖父主要是担任临时性的甘肃省乡试考官,而癸卯(1903)年之后则以“教书授徒”为业。在《讌游图》中列举参加者“固原吴本钧,印江陈时隽”等九人,想来他的学生当不止仅此九人也。十八年后(1928)陈时隽再览阅此《讌游图》时,有一长段题词,其中说道:“师孳孳弗倦,日举中外学术治术源流变迁兴失,古君子隐居行义进退,不失其正之故,指诲阐明,悉至尽”云云。可见祖父也是一位教书匠,但他却也不是只教中国古书的“冬烘先生”,而亦注意当时思想潮流之变化,故在教学中常举“中外学术治术源流变迁兴失”告之。我父亲在十五岁以前是随祖父受学,而在1908年即入当时之新式顺天学堂,后于1911年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这当然也是祖父之主张,至少是得到祖父同意的。由此也可见祖父学术之路向。在此《讌游图》后面还有湘潭杨昭隽的题词说到“师生之谊”,江宁吴廷燮的题词中有“九夏师资,群伦效则”之语。这就是说,祖父教学授徒的时间当在九年以上。

在父亲《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中说:“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可知父亲有关中国历史之兴衰更替受教于祖父,而父亲之为人处世更是深受祖父之影响,在《讌游图·自序》中他说自己的立身行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陈时隽题字中说其师尝以“古君子隐居行义、进退不失其正之故,指诲阐明”可以佐证。我想,祖父为什么常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是看到清王朝大势已去,而此对读书人说“立身行己”实是最为重要之问题。《哀江南》是描述南明亡国时南京破败之情形,“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句句道出了南京当时覆亡景象。庾信《哀江南赋》写的是内心丧国之痛。庾信为南方大族,原仕梁,后被派往北魏问聘,而魏帝留不使归,后江陵陷落,只得在北魏做官。《赋》的序中“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等等。“宣统三年六月”,北京经八国联军之烧杀,残败之象毕露,其时正是清王朝将亡未亡之前夕,我祖父其时还在北京,他极思回乡终老,而尚不知何时得归田园居,其心情之痛苦可想而知。父亲用彤先生也常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我记得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大打内战之时,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他在无事之时用湖北乡音吟诵《哀江南》。其时也正处在“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之际,像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大概深深地根植于其灵魂之中吧!

我祖父大概是一位淡泊于功名利禄且不甚喜游乐的读书人,因此在他与弟子、子孙游园时仍谆谆教诲诸随者“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并且祖父把这次他与学生们的游园作为“可收旧学商量之益,兼留为他日请念之券”的一次机会。祖父毕竟仍是一中国旧式的“士”,是一位有功名的“进士”,故仍然希望于国于民,立功立言,而扬名于世,所以在其序中说:“余维人生世间,如白驹过隙,寿之修短,夫何足言!但受中生而为人,又首四民而为士,有所责不可逃也,有所事不可废也。”故虽“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但仍以“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为憾。我想,我父亲在“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这点上或颇受祖父之影响。除了这卷《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之外,我再没找到任何一件祖父留下来的东西,而父亲如此珍藏此图,又把它交给了我,大概正是因为父亲参加了这次游园,并且深深记住了“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吧!祖父于此次游园后不久,就南归故里。在他《给连方伯书》中说:“某久宦无成,斡思归老,会适所愿,得遂初服,至慰至慰”,“家有薄田五十,扶桑三百,采菊东篱,则南山在前,送客虎溪,则佳宾时过,拟于明仲初秋言归旧里,绝拘束之种种,返合疏之噩噩”。这封信已见其归心之切。在他回到黄梅孔垅镇汤家大墩后作了副对联,题为《六十自寿联》:

双寿一百廿二年,挑灯课子含饴弄孙,

且喜磊落英多,家庆国恩膺厚福。

同行十万八千里,揽辔登车束装倚马,

相与殷勤慰藉,海阔天空快状游。

据《讌游图·自序》,是年祖父六十一岁,得摆脱京城之各种困扰,而得以归故里,“挑灯课子含饴弄孙”(按:一清为祖父长孙,一贞为长孙女),虽然京城离家乡黄梅路途遥远,有乘车倚马之劳,但一家“相与慰藉”,一路海阔天空无忧无虑地游悠而行,这岂不是喜得的“厚福”吗?但祖父归乡未久而病逝,享年六十三岁。

原题为《我的祖父汤霖——读〈颐园老人生日!游图·自序〉》,原刊于《群言》,2001-03-07,后收入《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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