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

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

1943年夏,我到重庆进入南开中学高中一年级,这就是说,我没有读初中三年级而跳了一班。这样,我也就没有拿到初中毕业证书。由于跳了级,我学得很吃力,终于因数学不及格而留级,因此我在南开中学一年半,上的都是高中一年级。在这一年半里,我除了上正课之外,大量阅读了俄国小说,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其中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最大,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信仰的坚贞,使我深深感动。这时我也开始自己练习写作,就和几位同学办了一份壁报,名叫《文拓》,我写了一些散文和杂文之类,可惜一篇也没留下,现在连题目也记不起来了。由于我们国文课的内容选有《孟子》的某些章节,这样使我也开始阅读《论语》、《孟子》以及《老子》、《庄子》等书,当然也只是做些字面的理解,不过总算开始接触了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了。

由于在南开中学留级,同班同学都比我小一两岁,感到很不光彩,于是我在1945年初又回到了昆明。回到昆明后,没有学校可上,我就到西南联大先修班旁听英文和数学等课程,同时又由钱学熙先生单独教我英文。在钱先生的影响下,我开始对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有了兴趣。在1945年前后,艾略特(T.S.Eliot)的文学理论正走红,钱先生向我介绍了他的理论,并且让我读他的诗。正好我家有两本英诗选:一本是《牛津诗选》(The Ox 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另一本是《牛津现代诗选》(The Ox 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我就利用字典来读这两本诗选,当然很多读不懂,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雪莱的诗,特别是《致月亮》(To the Moon)和《致云雀》(To a Skylark)两首。这一时期,我不仅很喜欢俄国小说,而且对法国小说也特别感兴趣,纪德(André Gide)的小说和散文的中译本我都读过,我最喜欢的是《窄门》(La Porte Etroite),其中对爱情的执著和宗教道德气味对我颇有感染力。罗曼·罗兰的小说如《约翰·克利斯朵夫》、《搏斗》等我也很喜欢,但我更喜欢他的《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米开朗基罗传》。傅雷译的《贝多芬传》中有几句,我至今仍能背出:“人生是苦难的。在不甘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没有幸福,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似乎伟大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等都常常感到孤寂,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人类有着无限的同情和关怀所致,但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故颇有“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感。后来,在1947年我读到卞之琳翻译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紫罗兰姑娘》(Prater Violet)中的一段颇有共鸣:“夜里这种时分,人的自我差不多总睡了。一切感觉,对于身份、对于所有、对于名字和地址及号码,都变得朦胧了,这种时分人往往打着寒噤,翻起衣领,想:‘我是一个旅客,我没有家。’一个旅客,一个流浪人。我觉察到柏格曼,我的同行者,走在我旁边;一个分立的、秘密的意识,锁在它自己里面,像猎户臂一般的遥远……”这些思想让我这本来有些内向的心灵更加孤寂了。

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常常对自己和周围的事物都抱着一种怀疑或与自己无关的态度,因此在那时对政治没有什么热情,闻立鹤曾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给我看,这本书似乎也没有引起我特别注意;1945年12月1日发生的惨案,我当然是同情学生的,但我也没有参加游行。对时事很悲观,常常是取一旁观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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