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拜占庭基督教同样又是宿命论的。万物皆由上帝决定，任何不幸，从丢失钱包到城市遭围困，都被认为是个人或集体罪孽招致的。皇帝是由上帝指定的，但如果他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推翻——被密谋者乱刀砍死，或者在浴室内被刺杀，或者被勒死，或者被拴在马后拖死，或者被刺瞎双目、流放远地（皇帝的命运毫无稳定性可言，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是上帝的旨意，说明皇帝犯下了某种隐匿的罪孽。因为可以预测人的命运，拜占庭人极其迷信，对预言特别痴迷。缺乏安全感的皇帝常常会随意翻开圣经，寻找能够指示他们命运的线索；占卜是一种主要职业，虽然常常被教会谴责，但根深蒂固，无法将它从希腊人的灵魂中驱逐。有些占卜的方式非常怪异。9世纪，一位到访的阿拉伯人目睹了拜占庭人用一匹马来预言远方战役的进展：“马匹被带进教堂，那里悬挂着马笼头。如果马咬住笼头，人们就说：‘我们在伊斯兰的土地上获得了一场胜利。’有时马会走近笼头，嗅一嗅它，调转身子，再也不接近笼头。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人们就会心情沉重地离去，预料将遭到失败。”
好多个世纪里，拜占庭和它的都城的形象如同太阳一样灿烂，就像万有引力一样吸引着它疆界之外的世界。它给人的印象是无比富饶、万古长青。它的货币“拜占特”印有皇帝的头像，在中东也是硬通货。拜占庭仍然享有罗马帝国的威望；在伊斯兰世界，拜占庭被简单地称为“罗马”；和罗马一样，它也吸引了它大门之外的半野蛮游牧民族的贪欲和嫉妒。从巴尔干半岛到匈牙利平原，从俄罗斯的森林到亚洲大草原，一波波游牧部落敲打着它的防线：匈奴人和哥特人、斯拉夫人和格皮德人 ，鞑靼阿瓦尔人 和突厥保加尔人，以及野蛮的佩切涅格人 ，都在拜占庭世界横冲直撞。
在鼎盛时期，帝国统治着从意大利到突尼斯的地中海地区。但在这些邻居的压力之下，帝国不断地扩张或者收缩，就像一张巨大的地图，边边角角无时无刻不在卷曲。一年又一年，帝国陆海军从马尔马拉海岸的大型港口出征，旌旗招展、号角齐鸣，要么是去收复某个行省，要么是去稳定某段边疆。拜占庭是一个永远在战斗的帝国，而君士坦丁堡由于它十字路口中心的地理位置，不断受到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压力。在帝国的最初500年中，不知有多少支异族军队曾沿着君士坦丁堡的陆墙安营扎寨，阿拉伯人不过是其中最为坚决的一支。波斯人和阿瓦尔人于626年兵临城下；保加尔人在8、9、10世纪曾发动多次进攻；俄罗斯的伊戈尔王子于941年来到这里。对希腊人来说，围城是一种心理状态，也是他们最古老的神话：除了圣经，人们还熟知荷马讲述的特洛伊的故事。这让希腊人既讲求实际，又非常迷信。城墙的维护是公民们的一项长期义务；粮仓内总是储有大量粮食，蓄水池总是蓄满，但东正教会认为精神上的防御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圣母是城市的主保圣人；危急时刻，人们高举她的圣像沿着城墙游行。人们相信，717年的围城战中，君士坦丁堡就是因为圣母的佑助才得救的。这些圣像赋予的自信心可与《古兰经》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