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员苏慧廉”所举报的《新世纪报》，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在1905年创办的革命报刊。1903年《苏报》案后，吴稚晖流亡海外。他后来认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随后便在英国创办了这份《新世纪报》。
集会、办报、革命、民主、学运，这些名词总是连在一起。在晚清，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后，这些名词还成了新思维、新文明的代名词。
其实早在苏慧廉抵晋前，山西的学生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屡被提及的山西争矿运动发生在1905年。按传统史书的叙述方式，争矿运动的背景是：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后﹐掠夺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成为其对华侵略的主要内容。腐败的清政府根本无力保持国家的主权﹐中国的路权和矿权大量落入列强手中。
1898年5月21日，山西商务局经光绪批准，同英意联合的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规定将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及他处煤﹑油各矿的开采权转归福公司办理，限期六十年。福公司的买办便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谤满天下”，可能与这身份有关。在当时的中国，买办几乎与卖国、汉奸划等号。现在，这名称改叫“外方代表”，是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力邀的对象。
因山西对外运输困难，再加上后来的义和团事件，福公司取得开矿权后一直未着手开采。 1905年2月，山西绅商组成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准备开采煤矿。这时﹐福公司也派人到平定州﹑盂县勘察。当他们发现当地正在自行开挖煤井﹐便向清政府要求，希望遵守已订立的章程，禁止中国人在以上各地办矿。这本是一件经济纠纷，不料却激起爱国人民的愤怒。当地士绅解荣辂﹑梁善济、知县崔廷献、举人刘懋赏等三百四十三人联名上书巡抚张人俊﹐指责原订合同使中国人丧失利权，要求废止。
这类争端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但这次有所不同。
1905年10月13日，《第一晋话报》第四期刊出一篇署名“竹崖”的文章——“九月初七日（10月5日）从天外飞来一个惊天震地破天劈脑的响声，令人一听，魂不附体，胆破色灰。就是英意两国的福公司要一口吞进我们山西人性命的矿。”“福公司是和商务局立的合同，不是和山西全体的人民立的合同。山西人不承认商务局的卖矿，更不能承认福公司的立约。这合同是不值一废的，只苦我们山西人不废，山西人一起来废，便如反手一般。”
百年前的报刊就像今天的互联网，在传布新观念的同时，也成为语言暴力的发泄场，并令大众轻易陷入极端化的情绪。最先被“感动”的总是热血学生。
11月28日，山西大学堂学生得知当局正在海子边（山西商务局所在地）宴请福公司代表，于是立即召集近千名同学前往游行示威。门警拒不让入，愤怒的学生即打倒门卫，冲进宴会间。 这时距义和团事件不远，洋人突见近千人蜂拥而入，一时乱作一团。几个胆小的还钻入桌下。看到洋人如此狼狈，学生觉得扬眉吐气。还有人戏言，这是福公司滚出山西的先兆。 随后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转往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当局废止合同，收回矿权。
山西大学堂的这次行动，可能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宏大的学生运动。时距五四运动还有十四年。它开启了学生爱国运动的先河，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山西的学生能动起来，与山西大学堂有学生留学日本很有关系。该校学生在日本之时，正是孙中山在东京组织同盟会时期，于是许多人入会，并从此树立起革命救国的信念。这批人后来成为山西革命的骨干力量，其中著名者有景耀月、王用宾等。留日学生后来回国，带回《民报》《猛回头》《革命军》《大义录》等书报，在中西两斋间传阅。1907年清廷下令各省停派官费留日生，应与看到这种革命的苗头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