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福芸在这一章，还写下了她对胡适的欣赏：
教授在一本英文新书里——这一作品肯定耗尽了他血管中的每一滴血——彻底抛掉了骄傲，书里的话一定会让他的许多同胞惊骇莫名。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不真实，而是太真实了，毁灭性的真实，不能说出来。教授写道：
“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宗教忏悔般的深刻体认，即我们中国百事不如人，世界上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比我们好上许多。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贫穷得可怕，我们的百姓灾难深重；文明的民族应当为此感到惊诧。”
但接着往下读：
“我们的家庭大多是罪恶的渊薮，充斥着压迫和不公，私刑和自杀。”
“这一切只有责备我们自己。我们女人裹脚裹了一千年，抽鸦片抽了几百年，结果民族虚弱，道德败坏……我们只是吞下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罪过的果实。”
他最后写道：“我们再不要欺骗自己了，得意洋洋地说帝国主义列强阻碍了我们民族的进步。读一读日本现代史吧，让我们在羞惭和忏悔中永远丢掉自负和自欺。
“然后，当我们彻底地、诚心地忏悔了，让我们庄严虔敬地下定决心：我们必须做小学生。”
教授写下这些话勇气可嘉。满怀清教徒般的热情，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真理的思想家不会错到哪里去；他的话对他那一代人不无益处，他们最好听一听。如果有个上帝要求牺牲和服务的话，那就是真理的上帝；从长远看，真理的上帝赏罚公正。
这里是施洗者约翰的呼唤，尽管他没有衣兽皮，居荒野。他的叫喊是以赫胥黎为名义的忏悔，他的福音书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近来的动荡和喧嚣中，他思索着，权衡着。他认定，赫胥黎和达尔文比马克思和列宁更伟大，更永恒：这是灵魂做出的重大抉择。
莫斯科插曲
威灵顿代表团结束在中国的考察后，便动身回国。咨询委员会全体要在伦敦召开会议。
苏慧廉是在哈尔滨与胡适会齐，“七月二十二日，两人同搭西伯利亚的铁路前往英国”。 西伯利亚铁路上个世纪初开通后，是亚洲前往欧洲的最快捷路线。
从哈尔滨到英国，中间要经过莫斯科。胡适一生中仅这一次到了苏联，苏联当时的现实还一度改变他的思想，他甚至认为可以容忍牺牲一点自由以图专政治国的主张。
1926年7月30日胡适抵达莫斯科，他在此停留了三天。期间，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和监狱，并到中山大学演讲，盛赞苏联1917年革命的成功。胡适这三天的行程，自认为很受教育。这在他当时写给好友张慰慈的信中可看出：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的有理想与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见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的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配批评苏联。
不过，徐志摩即提醒他注意，因为胡适当时只看到苏俄的国家统一与貌似强大，他并没有看到其间国家强大与民众弱小的关系。
看胡适思想史上的这段插曲，我有时不免胡思乱想。那几天胡适下车去莫斯科，如果“思想保守”倾向改良的苏慧廉也一同随行，又会是个怎样的结果？胡适临离开苏联时，还意外地与共产党理论家蔡和森邂逅，那一刻苏慧廉如果也在场，这三个人又将有怎样的思想碰撞？
历史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岔开了一条轨道。
苏慧廉可能是另有要事，所以胡适在苏联逗留时，他没有下车。也因此，他比胡适先几日抵达英国。
1926年8月4日，星期三。这一天的傍晚，胡适抵达伦敦。胡适以为没人知道他是今天到达，没想到的是，当他走下火车，苏慧廉、安德生及王景春已在车站迎候。故友重逢，他很开心。“回馆，与兆熙同餐，谈甚久。与Soothill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