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美国精英阶层中的不少人对欧洲式的“大政府”模式都报以不屑的态度，这其中就包括特朗普。这其实并非没有道理。欧洲高福利体系建立的大背景是东西方冷战对抗，在当时不只是军事，双方在文化、外交、体育、艺术等方方面面都带有明显的竞争和对抗色彩。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地处冷战前沿地带的西欧，在重建福利体系时所要考虑的并非是福利的本质，而是要和华约国家争夺道德制高点。其实反过来说，当时东方阵营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总体经济实力逊于对手的情况下（当时西方阵营手中掌握着全球工业能力的2/3），让自己的国民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以打击对方的士气民心，就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
由此带来的就是目前欧洲福利泛化的问题，这并不是指所谓的“量”过度的问题，而是说欧洲福利制度脱离了我们前面说的福利的本质：欧洲的医疗、教育、失业保险等福利都是无条件给予的，而且从质量上说早已脱离了“兜底”的范围。多数人工作就是为了“谋生”，如果不“谋”就可以“生”，而且还可以“生”得不错，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工作呢？如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量欧洲本土的白人成天窝在家里打游戏、听音乐，讨论色情业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做永远长不大的“大孩子”；而另一方面，譬如出租车司机、管道工、送报纸快递、便利店店员等所谓的“低端工作”却找不到人去做。如果要保证社会正常运转，就只能引入东欧裔或北非、西亚移民，前者还好说，后者由于文化、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使得很多日常问题很容易就拐到种族歧视上去，结果就是政治正确越来越多地充斥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这种种的政治正确又进一步使得很多原本简单的日常问题复杂化，稍有不慎就会上纲上线成为政治问题。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下，最终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情绪变得日益严重。说句题外话，如今欧洲的族群矛盾，最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尚不好说，但就眼下而言，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去支持谁或是反对谁，而恰恰应该是让所有的政治因素都离开，把属于法律的问题还给法律。
欧洲的高福利是靠高税收来支撑的，这就意味着欧洲的中产阶层和富人阶层要承受更高的个人所得税。对成天泡办公室的白领而言，高税率会打击人的工作动力——辛苦一年下来，交完税，剩下的钱算下来可能还不如失业吃福利划算。而对富人而言，很可能则会选择收拾细软走人，甚至连整个产业都带走。2012年法国左翼政党赢得大选，奥朗德当选总统后，为了维持福利体系，宣布要进一步提高富人税，结果没过几天，有“大鼻子情圣”之称的法国著名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便宣布移民俄罗斯（俄政府一直奉行低税收政策）。德帕迪约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声称：在2012年他支付了占其收入85%的税款。45年来，他的纳税总额已达1.45亿欧元。同时，他还强调自己是一个雇用了80名员工的企业家（也就是说他的出走会导致80人的失业）。如果仅仅只是一个“大鼻子情圣”倒问题不大，但是在奥朗德就任当年，法国就出现了富人移民潮，这问题可就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