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渡户稻造认为，马修·佩里的探险队到达日本是上帝的意志：将美国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而日本应该第一个接受美国使命，帮助亚洲实现美国梦的国家。新渡户的门徒高木八尺坚信，美国新教传统，尤其是他们崇尚的个人主义，是美式民主赖以生存的基础。新渡户认为，要让日本发展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日本人首先要奉行新教精神。这一观点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它为实行美国民主设定了一个道德前提：如果日本人不接受新教教义，他们就不够“善”，因而无法理解美国民主。按照这样的标准，日本新教徒必须与他们的日本同胞划清界限，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人在日本人眼中的排外形象。
由于美国政府发现，日本人根本无法被美国社会同化，它决定禁止一切日本人移民美国。这一举措动摇了日本新教徒对美国的认同。日本新教徒的领袖们意识到，在美国种族主义者眼里，他们和非新教徒日本人没有任何区别。新渡户决定，除非1924年制定的移民法案被废除（日本人称之为“1924年《排日法案》”），否则他再也不会踏上美国的土地。在他看来，这时的美国腐败不堪，已经没有像林肯那样的救世主了。由此，他坚持认为，只有日本才能给亚洲乃至全世界人民带来精神上的指引。种族主义标志着美国人民的道德水准已经下降，不再是曾经依靠信奉上帝、正义和全人类来建立美国的清教徒。内村还说，该是日本基督教徒切断与腐朽的美国基督徒的联系，独立信奉上帝的时候了。为实现这一目标，内村提议采取个反美行动：不移民美国、抵制美货、不接受美国援助、不阅读美国作品和不去美国人的教堂。这些极端的提议说明，当内村要求与“优越的”美国人取得“平等”地位的愿望落空后，他曾经对美国理想的执著追求是如此不堪一击。
一些基督教徒为挽救美日泛太平洋友谊做出了努力，例如西德尼·吉利克、贺川丰彦甚至新渡户稻造，但这种努力的局限性从高木八尺身上可见一斑。高木八尺是内村的学生，在美日关系尤为关键的
时期，他在日本开创了美国研究，成为当时日本的美国研究之父。他的父亲是一位曾在安玛斯特学院学习的前日本武士学者，后来成为学习院大学的英语教授，该校是一所专门为贵族和富人家庭设立的教育机构。高木童年时就开始从父亲那了解美国，他自己所信奉的美国新教传统，尤其新教中主张的赋予个体意识，是美国民主的精神依据。
1916年，高木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得法学学位，之后进入帝国财政部工作。1918年，美国立法者、银行家A. 巴顿·赫本出资帮助东京帝国大学设立美国研究的教授职位，学校聘请了高木进行相关研究。后来学校又送他去哈佛大学进修，取得美国历史硕士学位。从托马斯·杰斐逊和特纳提出的边疆假说到美国经济史，高木在哈佛研究的课题十分广泛。
1924年，35岁的高木回到东京帝国大学，开始教授美国宪法、历史和外交关系方面的课程。20 世纪30 年代，他撰文记述了《排日法案》和美国激进主义，并加入太平洋关系学会，担任两国的亲善大使。虽然他与美日一些重要学者、政治家和商人有着十分深刻的友谊，但无论从主题还是理论上，他的学术著作未能始终保持一致。他对美国的研究过于分散，无法清楚地表明他对美日关系的看法。难道泛太平洋关系就只属于那些有权势的人吗？由谁来界定和描述这种关系的性质呢？高木这样的日本新教皈依者吗？尽管高木致力于促进美日间的友好关系，但他的学术著作从未回答过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