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执政理性来看，人民所得愈少则统治者所得自然愈多；因此，从“获利极大化”的前提出发，统治者必然会不断试探人民忍耐程度的底限，然后尽可能不越过底限以避免触怒人民。与此同时，为降低试探底限与维持统治所须付出的“统治成本”，执政者通常也会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创造可用来维系政权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以便从心理层次对被统治者实施催眠动作，其次则是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来创造社会阶级架构，例如西周初年的周公便在制礼作乐后，通过宗法制度来建立封建规范。一般来说，意识形态与阶级架构是互补互生的，其目的都在于迫使人民打心眼里接受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民当然无法脱离“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馁亡”的命运。
从古今中外的大多数例证看来，被驯服的民众所以会冒险发动革命，其原因多半是“经济问题”（帝国暴政或王朝腐败经常被夸大）。特别是发生天灾（因水旱虫灾致使农产歉收）或人祸（内战、发动对外战争或遭遇外国势力入侵）之后，由于统治者无法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往往因国库破产而使政府失去应有的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在执政威望下降之余，又因为统治者也仅能不断向人民征税来弥补财政短缺，最后终于在引发普遍不满后带来“正当性危机”，革命也由此揭开序幕。不过，经济问题虽常常扮演着革命的导火线，但若想将不愿轻易牺牲生命的民众拉上抗议的前线，难免要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动力。例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党喊出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公正且和谐治理的完美社会”，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希望能带领大家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至于南美洲的原住民活动家则始终相信一则预言：“明天，当印第安人起来要求还他们公平，还他们被抢夺的土地时，我们将看见印加人的第三度再生，……印加帝国将会重建，而在古老的秘鲁，幸福将重新普照大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革命确实有着“由下而上”的特质，但所谓“下”未必指的都是普通人民。正如部分学者所强调的，比起绝大多数缺乏意志与冒险犯难精神的民众，政治变迁其实更可能来自政治或军事精英的反叛，而非一般焦点所关注的“农民起义”或“人民革命”。这种说法确实有点儿道理。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么多次改朝换代行动中，只有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第三世界的许多推翻执政者的政变，也都是政客与军官联手的结果。当然，这些军政精英所以发动革命或许也是来自“相对剥夺感”（希望增加权力的欲望未能获得满足）的缘故，但他们的行动与一般所谓人民革命是否还是有点儿不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