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屠与佛(5)

在中国史上,佛教输入中国可以说是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中国过去的历史书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虽然很不少,但牴牾的地方也很多,我们读了,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自从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欧洲学者在中亚探险发掘以后,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简直可以说是开了一个新纪元。根据他们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献器物,他们向许多方面作了新的探讨,范围之大,史无前例。对中国历史和佛教入华的过程,他们也有了很大的贡献。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 Lvi)发现最早汉译佛经所用的术语多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译过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一个媒介。他因而推论到佛教最初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而是间接由西域传来。这种记载,中国书里当然也有;但没有说得这样清楚。他这样一说,我们对佛教入华的过程最少得到一个清楚的概念。一直到现在,学者也都承认这说法,没有人说过反对或修正的话。

我们上面说到“佛”这名词不是由梵文译来的,而是间接经过龟兹文的pd或pud(或焉耆文的pt)。这当然更可以助成烈维的说法,但比“佛”更古的“浮屠”却没有经过古西域语言的媒介,而是直接由印度方言译过来的。这应该怎样解释呢?烈维的说法似乎有修正的必要了。

根据上面这些事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作下面的推测: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还没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佛教从印度飞到中国来的。它可能是先从海道来的,也可能是从陆路来的。即便从陆路经过中亚小国而到中国,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已。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直接从印度俗语译过来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这一名词的形成一定就在这时候。这问题我们留到下面再讨论。到了汉末三国时候,西域许多小国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国来传教,像安士高、支谦、支娄迦谶、安玄、支曜、康巨、康孟详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这时候,西域小国对佛教入华才真正有了影响。这些高僧居士译出的经很多。现在推测起来,他们根据的本子一定不会是梵文原文,而是他们本国的语言。“佛”这一名词的成立一定就在这时期。

现在我们再回到在篇首所提到的《四十二章经》真伪的问题。关于《四十二章经》,汤用彤先生已经论得很精到详明,用不着我再来作蛇足了。我在这里只想提出一点来讨论一下,就是汤先生所推测的《四十二章经》有前后两个译本的问题。汤先生说:

现存经本,文辞优美,不似汉译人所能。则疑旧日此经,固有二译。其一汉译,文极朴质,早已亡失。其一吴支谦译,行文优美,因得流传。

据我自己的看法,也觉得这个解释很合理。不过其中有一个问题,以前我们没法解决,现在我们最少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推测了。襄楷上桓帝疏说: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

《四十二章经》里面也有差不多相同的句子:

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

天神献玉女于佛,欲以试佛意、观佛道。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以可诳俗,难动六通。去,我不用尔!”

我们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襄楷所引很可能即出于《四十二章经》。汤用彤先生就这样主张。陈援庵先生却怀疑这说法。他说:

树下一宿,革囊盛秽,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引,未必即出于《四十二章经》。

他还引了一个看起来很坚实的证据,就是襄楷上书用“浮屠”两字,而《四十二章经》却用“佛”。这证据,初看起来,当然很有力。汤先生也说:

旧日典籍,唯借钞传。“浮屠”等名,或嫌失真,或含贬辞。后世展转相录,渐易旧名为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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