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睹的二二八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我读小学三年级。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迁台，桃竹苗还是一个县（原来日据时期的新竹州），但县政府改搬到桃园。我父亲是建设局的水利工程师，配的宿舍就在县政府旁边，有机会亲眼看到二二八事件当时在县政府附近发生的部分。
当时民众包围了警察局，警方守在警察局里，马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卫生单位，少数带有枪械（记得不超过五支）的民众在那里布置了“阵地”。中间马路上则聚集了很多民众，看热闹的人固然很多，成群讨论、辩论的也不少。有些人干脆在马路上席地而坐，似乎蛮有秩序地开起会来。我就是在那里听到有人说，他们怎么在日本投降后“修理”平日欺压人民的日本警察和官吏。深夜民众散去后，“双方”才会互开几枪。
不记得是哪天晚上，民众占据了警察局后面的县长宿舍，搬出东西在庭院烧。我还记得有钞票，因为飞散的钞票都有人捡回丢到火堆上，没看到有人私吞。宿舍区内，我们都知道有哪些本省人家收留保护外省人，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似乎也是蛮自然的事。我认识的两家外省人并不觉得需受保护，只是减少外出而已。
后来在基隆登陆的国民党政府援军南下扫荡，晚上常听到比较密集的枪声，气氛才恐怖起来。小孩子不懂事，还溜到“办天池”钓鱼，也因此看到载着被捆绑的“犯人”的军用卡车，在公路上驰向龙潭。
看过曾建民的《一九四五，破晓时刻的台湾》（2005年，联经）的人都知道，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起，到10月17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部”率领七十军两个师抵台前，有两个月时间，台湾属于高度自治的状态，多元的公民团体和社运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共同维护社会秩序，规划战后重建，表现出现代社会公民自我组织的能力。10月25日，陈仪履台主持“光复庆祝大会”，台湾人脱离殖民统治、重归祖国的欢欣和热情也达到高潮。可惜这个高潮不仅空前，而且绝后，不到两年就发生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后的“清乡”、白色恐怖和破世界纪录的独裁“戒严”统治）。
台湾民主化后，经历过像2004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及2006年红衫军在凯道（凯达格兰大道的简称）上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后，社会秩序并没有因此崩盘。如果当年接管台湾的是一个比较有民主观念、比较尊重人权，并且有能力因势利导民间力量的政权呢？今天的台湾会不会很不一样？这是我回忆二二八事件时常会想到的问题。
叛逆的青春年少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乖小孩。小学就喜欢看杂书报刊，功课好的很好，坏的很坏。行为方面，说得好听是比较有个性，说得难听就是常常捣蛋闹事。例如初中从台北、新竹到嘉义，我就读过三家初级工业学校，记过、退学、留级都经历过。其中固然有青春期的反叛成分，但也有对那时制式教育规训方式的厌恶。例如有次出事，就是因为我在市图书馆的旧报纸里，偶然看到一位老师曾犯过贪污罪被判刑的新闻。我把新闻撕下来，在他上课前贴到黑板上。学校罚我的理由是不尊重师长。
高中读的是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学，父母非常欣慰，但我并没有因此乖多少。像在新竹中学，辛志平是位难得的教育家，学校的演讲比赛除了代表组外，还特意设有志愿组。有次我参加了志愿组。讲题是地方选举，我已经忘了内容讲些什么，但至少是冒犯了一位当小组长的国民党刘老师。评分老师打分数的时候，辛校长上台讲评，还夸奖了我几句，但台下评分却一直出不来，因为刘老师拒绝打我的分数。还是校长下台去沟通，我才得了第三名。
当时年少轻狂，不知危险。同班有位欧姓同学，初中时就因为义民中学案被关过；另外，教地理的向老师和新竹女中教国文的陈老师都“犯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