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蔚，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谜团，究竟他是怎么从大陆来台湾？在牢里遇到什么事？在狱中是否真的发动暴动？这些事实也跟他走进坟墓，永远不知真相了。但可以确定的是，我的美梦，我的青春，都像那又绿又白的鹭鸶潭，早已沉入翡翠水库，水远消失不见了。
在我脑海中始终有一个画面，杨蔚十七岁离开山东后，一路往西打游击，走过河北、河南、湖北，到了陕西、甘肃，又到四川、上海，又从上海到台湾，最后从台湾又到印度尼西亚，好曲折的一条路。我跟他从台湾往北到山东，回到他十七岁离开的家。他死后，我的子女由台湾往南飞到印度尼西亚。这些地理位移拉出长长的线，它们看似只是点到点的移动，但这个路程充满了多少艰辛啊。
用书写消化伤痕的痛苦
对于这样残破的人生，年轻时代的我并不感觉特别怨、特别苦，唯一的感觉就是麻木，好像一个在拳击赛里挨打的人，被打到脸红、肿胀，最后只剩麻木。
我今年已六十五岁，生命到了暮年。2005年初，我从报社退休了，开始用一种第三者的心情，重看四十年来影响我最深的“台湾民主联盟”案。当时同案的人，只有杨蔚是结婚有了孩子的，他虽然没有被捕入狱，下场却比那些被捕入狱的人还悲惨，我和孩子也跟着受了很多罪。而这个国民党迁台至今，文艺界最大的白色恐怖案，被捕的成员——包括陈映真自己——为什么都隐而未写？
为了不让这段历史留白，我在那年9月开始在《印刻文学生活志》写了一年的专栏《行走的树》，并于2006年11月出书。我希望，通过我的亲身经历，能为那段历史做一些见证。在书写那些往事的过程里，我才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曾经一边写，一边哭，心疼我年轻的生命受到怎样严酷的摧残。我凝视自己，好像看一个第三者，也为自己的一生流泪。
把这些往事倾吐之后，我觉得能活到今天，还能继续写作，是因为我拥抱我的伤痕，不断地在生命里消化它，咀嚼它，让它成为创作的养分。到最后，我想，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怨恨和痛苦；而且，对所有受过伤害的人，我的内心永远有着很深的怜悯。
不过，在书写《行走的树》这个专栏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件巧合的意外，而且都和“台湾民主联盟”案的两个关键人物有关，让我觉得生命中似乎真的有一种诡异的指引。
其一是，登出专栏第一篇的2005年9月，恰好是杨蔚在印度尼西亚去世一周年。
其二是，陈映真2006年5月曾向我表示，等我的专栏结束后，将写一篇文章回应。但是专栏在6月1日登出《我家的文化革命》那天，他离开台湾远赴北京；9月登出最后一篇《暗屉里的答案》时，他在北京中风，10月中旬甚至二度中风昏迷，住院医治至今仍未出院。未能拜读他的回应，直到现在仍是我最大的遗憾。
2009年9月是陈映真创作五十周年，文艺界有不少研讨他作品的相关活动，听说他最近复健得不错，大家都期望他能回来参加。我也很希望再见到这位老友，更希望有一天他能重新执笔，写出对《行走的树》的回应。我相信，他的回应一定能弥补我的不足，并且指正我的无知和谬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