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昌六岁开始学画，颇善丹青，尤喜绘制扇面，造诣甚高，且是每画必诗。然不轻易示人，更不随意赠友。故丹青真迹少于书法遗迹。其代表作《晴风露月四竹图》，极为出名，人称：“画中晴竹，振雨露声；风竹摇曳飘洒，露竹沐甘浸润；月竹清漪宜人，为竹作中之精品。”该图为民间所收藏，民初作品，以六尺引卷作朱砂笔。世昌当国后，对国画专业之扶持尽心尽力，1920年，以大总统身份成立“国画研究社”，聘国画大家周肇祥主其事，同时拨巨额公款，明令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今中央美院前身)，由陈师曾任校长，齐白石、王梦白等大家执掌教席，一时名流荟萃，雅士云集。世昌下野之后，周肇祥等仍将名人画作送往天津徐宅，请其为之鉴赏评论，不时与世昌研讨中国绘画艺术问题。“国画研究社”曾与日本画社共同举办过国际联合画展，分别在中国、日本及其他世界各地展出。世昌也曾将作品送会展览，博得中外各界一致赞誉。世昌之粉墨花卉、松竹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品位高雅，神韵仙体，在民国画坛声誉颇高。世昌尚有收藏之雅，尤爱古砚、古墨，收集端砚颇多，并将所藏之砚的花纹、题识，一一墨拓而成《百砚谱》一册，成为中国近代唯一一部评砚专著。
世昌对家乡也充满热爱。《退耕堂集》中，收入其于1914年所撰《水竹村记》一文，乃特为故里辉县水竹村所作，他差人刻碑桑梓，以表首丘之情。文中写道：“村直辉县西南三里，西北距苏门六里而遥。百泉入淇之支渠，五汇注环……余老矣，以怀归耕之志。每瞻太行之麓，诵《淇奥》之章，窃欲效卫武公切磋琢磨，以期矜庄，宽大明德，宣著之不忌而宽以客众，绰以施仁，庶几乎希苏门诸儒讲学之遗风，不敢以耄老居田而自逸也。”至今此碑仍立在水竹村旧址。世昌诗词书画多以“水竹村人”落款，足见其对家乡之热爱与怀恋。
人至暮年，愈加怀旧。1936年3月，已是81岁高龄的徐世昌，迈着蹒跚步履回到辉县水竹村并小住。其间，他书写对联共357副，从对联内容上考察，仍流露出其掩饰不住落寞与消沉。但尽管如此，在民族大义方面，世昌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爱国忠贞之理念从未动摇。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得陇望蜀，咄咄逼人。世昌为国担忧，坐卧不宁。日寇为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妄图利用世昌声望，请其出山。一日，故友曹汝霖突然来访。在谈及时局时，汝霖道：“南京政府英美派当权，压制日本在华势力，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是被迫无奈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指徐世昌）此时若能出山，与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闻罢此言，世昌马上意识到曹汝霖是在为日寇做说客，不禁怒火中烧，断然拒绝：“老朽年过八十，体弱多病，早就不过问政事，对此没有兴趣，愿另请高明。”曹汝霖碰壁，只得离去。徐世昌当即吩咐门房：“以后曹汝霖如果再来，就说我不在家中。”此后，世昌称病，闭门谢客。然日寇仍不死心。1938年初，日军头目板垣师团长和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分别约请徐世昌会面，但世昌托病不出。日寇再施诡计，派世昌门生金梁等人前往游说。金梁乃清宗社党主要成员，已在伪满洲国任职。此番来见世昌，竟抬出末代皇帝溥仪，以迫世昌就范。世昌虽属前清重臣，一向尊重溥仪，在其逊位后，世昌对清室经费、待遇等一直悉心照料，在清朝遗老中素有“眷念故主”之令名。但此时此刻，世昌清醒地认识到，眼前之事关乎民族利益、国家主权和个人名节，又以“我年岁已高，精力不济”之理由断然予以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