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时士大夫因无知而形成的“虚骄”习气，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无他法。“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南宋以后，议论事局，与古一变。学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迄今六七百年，无能省悟者。”其所著《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十八中有云：面对西方先进的文化，“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这种不畏人言的真知灼见，无疑是带有超前意识的金玉良言。考虑到当时举国上下的懵懂，嵩焘能有此见确属难能可贵。
为使国人打开眼界，取法西方，嵩焘还将出使英国途中的见闻及感想，逐日详记，结成《使西纪程》，并寄回总理衙门。不料却引火烧身，事与愿违。顽固官僚攻击《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甚至认为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朝野上下，骂声一片，《使西纪程》最终被毁版。嵩焘归国后，备受冷遇，至死不被清廷见谅。苍凉气短可见一斑。
随着历史演进，国人识见日增，郭嵩焘的远见卓识逐渐被世人理解和称道。严复曾评价嵩焘“负独醒之累”，将其与屈原相提并论；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曾将郭嵩焘列为中国新思想界的第一批人物，而将康有为、严复和他本人等列为第二批人物，将嵩焘列为前辈和先行者，充分肯定了其对中国思想界的进步影响。日月如梭，沧海桑田。当今重读嵩焘著述，仍可感受到流淌于字里行间的爱国真情与过人智慧。感悟其当时心境，不禁生出对这位玉堂前辈的敬慕之情。感慨之余，特撰此文以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