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与文化专制 2

明代，以废除丞相制度为标志，皇权更加恶性膨胀，继而以翰林为主要选择的对象的大学士制度开始出现。与丞相相较，大学士无论是权力还是地位，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士人地位也随之沉沦。时至清代，满族以关外牧猎民族入主中原，奴隶社会的野蛮性与政治体制的原始性，造成了两百余年间凄风苦雨，星月无光。为适应执政需求，清代摸索出一系列提高最高统治者个人素质的有效方法，由翰林培养出的清代诸帝大多聪明天纵，精力过人。他们立于权力之巅，控制着庞大的统治网络的弛张，顾盼自雄，不可一世。一方面利用科举和翰林院制度，给无数士人以诱人的天梯，定期制造出些许幸运个体，以粉饰太平，引导天下士子皓首穷经，在科场拼杀至死；另一方面又张牙舞爪，对一切他们认为的不稳定的文化因素予以围剿、荡涤，直至大开杀戒。康熙时，满洲翰林朱天保，汉族翰林、榜眼戴名世，雍正时翰林徐峻、俞鸿图，皆因文字之事而引来祸端，成为刀下之鬼。有清一代，共罗织文字狱一百六十余起，终于使知识界形成了万马齐喑、上下失语的可悲局面。探究清帝心灵深处，文化上以低制高带来的自卑感与人数上以少制多带来的恐惧感交织缠绕，致使他们终日惶惶，变态过敏。他们倚重满蒙翰林尤其是奴性天成的满洲翰林，视为心腹，并通过他们带动、改造汉族翰林，使之最终几乎不知气节为何物，死心塌地甘当帝王之鹰犬。其所作所为，不仅使明代时士大夫尚存留着的东林党之气节至清代已无从寻觅，对近现代乃至当代不少知识分子的政治软骨症与气节缺失症的形成，亦负有不容推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