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人文科学观念为何滞后百年(2)

尽管有唯科学主义这样的偏颇潮流,20世纪头30年的中国学术却享受着本世纪少有的思想自由。从甲午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思潮迭出、百家争鸣的活跃时期。思潮自由鼓荡积淀为学术建设,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中央研究院(1928)、西南联大(1937)成立为标志,20年代后期至三四十年代,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黄金时代。引人深思的是,这一时期却恰是内外战争动乱最剧烈的时代。

这一对比现象与周朝解体、天下大乱的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汉末战乱分裂而自由超逸的魏晋人文精神有重要印证之处。它们都表明,学术之消长,主要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而却与某种大一统专制型意识形态的内在控制直接相关。上述三个时代又都似乎表明,这种大一统的专制型意识形态的废弛,正是学术繁荣的有利条件。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的发展,与其处于专制型意识形态更替之际的真空阶段有着重大关系:数千年封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教纲常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终于失去支配人心的效力,而新的意识形态权威在20年代末中国社会史分期论战后虽获主流思想地位,却因辛亥革命后数十年军阀割据的政治权力多元格局,而未能获得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所必需的中央集权条件。从而,未曾停歇的内外战争,反倒成为延撂权威型意识形态统治的学术生存条件。

唯科学主义虽也被称做唯科学意识形态,但如前所述,由于它无法涵摄人文学科,即使纯就思想而言也达不到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权威。但唯科学主义与其后建立的唯物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却有叠合之处,这就是郭颖颐在其《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书末尾所暗示的,唯科学主义自身无法统一多元竞争,但却“有助于开启另一个时代,即一种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美〕郭颖颐(D.W. Y.Kwok):《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2页。]这才是现代中国唯科学主义最为严重的负面含义。

科玄论争后期加入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基于科学专业背景的一般唯科学主义,而是将科学与人文价值乃至万事万物均统摄于自身,类似于古希腊知识王的泛哲学,但当陈独秀宣称,“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时,这种实质由第二国际学派所塑造流播的唯物史观,[参阅〔南〕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及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等有关分析与批判。]在以对象性客体之“物”为本体及因果决定论方面,却与以牛顿力学为原型的19世纪唯科学主义有重要共同点。唯科学主义从而引导出唯物的科学主义。

唯物科学主义把康德划界区分开了的(现象界)科学与(本体界及人文学科领域)形而上学重新混同一体,并且以类似古代自然本体论的框架,对全部学术作出既是科学知识名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规定。但它又并非古代的“超科学”(Metaphysics),而是以近代以来的唯科学主义为立场,将人文价值还原为科学因果律,即取得唯科学主义无法达到的统摄人文价值的最高权威地位:“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界、社会以及认识的变化和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并给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以唯物主义的解释。”“辩证唯物主义是其他一切知识部门所业已达到成就的科学概括。”“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哲学。”[〔苏〕阿历山大罗夫主编:《辩证唯物主义》,马哲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3、33页。]在这里,柏拉图式的传统最高人文理念—理想(idea)以科学理性逻辑(logic)形态出现,这就是权威理念型(而非一般观念型)的“意识形态”(ideology)。④[④参阅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1—162页)中关于“意识形态”广狭两义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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