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即使以张之洞《增设洋务五学片》（1889）为开端，与义理考据辞章的旧学相区别的中国现代学术分类，也已逾百年历史了。但“人文学科”一词确定地进入汉文献，迄今仅十余年。这是一个富有深意的对比。
诚然，现代人文学科并非指与史学、文学、经济学、化学等并列的学科实体，尽管它传统上依托于文史哲诸科，本质上却更呈现为一种学术观念论，即“人文”角度的学术价值观与方法论，或者说，是对科学一学科的意义域阐释。[详参尤西林《有别于涵义（meaning）的意义（significance）》,《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理论也因此以反思性姿态晚出于科学发达数百年之后。
但如果撇开唯科学主义（scientism）长达四个世纪（16—19世纪）统治的国际背景，人文学科观念在中国迟至20世纪末叶才获独立这一史实，仍有特殊的中国社会文化原因，它包含着20世纪中国学术一个根本性教训。
二
毋须赘述，如学术界一再指出的，民族危亡与由此导致的科学救国，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发生的契因，而且是支配中国现代学术最有力的方向。随着从器物、制度向文化深层的推移，20世纪初中国人的科学观念，已不止于形下之物，而明确地尊奉为普遍有效的方法论与使人自由的价值论。从而，唯科学主义作为文化哲学思潮，其本身已具有人文功能意向。用1923年科玄论战中任鸿隽的著名论断来说，“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但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此即一方面否定了人文学科知识形态的可能性，一方面又以唯科学主义承担了人文价值观。
科学固然有其人文意义。对于迄今尚未完成现代化的中国来说，不仅科学的效果力量，而且科学所陶冶培育的人文精神气质（理性等），更有其特殊的积极意义。但唯科学主义不仅视人文意义为科学派生物，否认有以人文为主题的学科知识形态，而且用狭隘的科学文化取代了丰富多样的人文内涵。
正是这种基于特定时代潮流的唯科学主义，使中国现代学术自始即漠视人文学科视域。尽管张之洞已以新学为参照，对中学做朦胧的人文阐释，所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开设书局刊布经籍折》）；尽管耶教中译数量远远大于科学译著，李提摩太已向国人把西学区分为“治神心”（宗教人文）、“治人”（社会科学）与“治物”（自然科学）（《教务本末》下）；尽管章太炎也已以新学眼光对中学作“客观之学”与“主观之学”的分类（《诸子学略说》）；尽管王国维强调了哲学在学术科学中的指导性地位（《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甚至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援引西方现代人文思潮，为人文学科争一席之地而开科玄论战；范寿康把科学区分为规范科学与说明科学??但终究未能发展出独立的人文学科观念。
然而，单凭唯科学主义自身并不能阻遏人文学科的发展，科玄论战作为平等的学术争论，反倒刺激了其后人文学派在北京大学的聚集与发展。唯科学主义的扩张意向受到两个限定：
（1）唯科学主义尽管自诩为“科学的人生观”，但由于它根本上否认人文观念作为独立学科与普遍有效知识形态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因而，唯科学主义只是在人文类型之一的科学精神上关涉人文意义域，并不能涵摄人文学科功能。
（2）唯科学主义即使像梁启超称之为“霸王”的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那样称雄中国近30年，但依然局限为学术思想观念，而不享有政教合一的权威。
这最后一点攸关包括人文学科与科学在内的现代学术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