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台湾学界就詹天佑曾否参加马江战役掀起一场热闹异常的论战。一方是铁路界名工程师凌鸿勋（1894-1981），另一方是海军史学家包遵彭（1916-1970）。凌鸿勋主张詹天佑以海军人员的身份亲历马江之役，英勇作战。包遵彭反对这说法。虽然包遵彭仅写过一篇措辞很不客气的评论，凌鸿勋却写了好几篇文章来反驳，甚至在包逝世后多年，仍续辩下去。看来包的评论对凌的自尊心做成很大的损害。其后别人也有就詹天佑参战与否发表意见的。为了说明凌包二人立场如何分歧，他们之间论战的各回合下文均有介绍。其他人士随后发表的意见则择其要者亦作陈述。
毕生献身铁路事业，且曾一度为詹天佑下层属从的凌鸿勋对詹氏衷心景仰，故晚年以替詹天佑撰写年谱为职志。1961年适逢詹天佑百岁冥寿，遂以早一年时间修撰所得刊为《詹天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工程师学会，1961）[这本凌著年谱并不厚，后来整本收入凌鸿勋、高宗鲁，《詹天佑与中国铁路》，页59-155。有关讨论的三年见页90-91。]。书内光绪八至十年各条所记多与福州船政后学堂（凌氏称之为水师学堂，虽嫌泛，但詹天佑本人亦用此词，见随后引录的詹氏自撰小传）有关。光绪八年（1882）年首条谓詹天佑于该年六月在学堂肆习，八月派赴“扬武”舰（1,608吨，1873年 [“扬武”为福州船政局所造的第十号舰船，其基本数据，见沈传经，页338；《舰艇工业史料》，页928-929；《船政造船表》，页489-491。]）（见图19）服务（按时间计，当为上舰实习期，但未知这是否凌鸿勋所指“服务”之意），仅述事而没有注明史源（页23）。光绪九年唯一的一条只有“仍回水师学堂教习英文和驾驶”一句，也不交代史源（页24）。光绪十年首条说“先生在马尾‘扬武’服务，兼在水师学堂任教”，同样不讲以何为据。该年的次条则颇长，内云：
是年五月法国舰队进犯闽海。七月法将孤拔率舰五艘袭马尾炮台及船厂，我军不及准备，海军几全毁。先生时在“扬武”舰，与留美回国同学黄季良、吴其藻等专司燃炮，还攻敌船。嗣“扬武”舰被孤拔坐舰轰击火，先生仍继续发炮。既而火势益烈，管带官下令学生速离船，先生方跃下水。其时先生最镇定，有胆勇，船临危时尚救活多人。
说得绘影绘声，并在此处加注解释所用的史料：“上海晋源西字报一八八四年七月初五日所载福州消息，见中央研究院所藏越南档”（页24）。另外，书后的《参考书籍》复有“越南档：民国四十九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行”的说明（页103）。
单看这条注便知凌鸿勋的史学功夫并未到家。那张报纸的名称究竟是《上海晋源西字报》，还是上海的《晋源西字报》？档案上当然只有那七个字而没有新式标点（在本文未说出其名称究为如何以前，这几个字暂不加书名号，仅作专有名词处理），但若该报名称的首一个字不弄清楚，追查起来就事倍功半。显然凌鸿勋并不打算追检报纸原物。虽然在六十年代的台湾绝无查检十九世纪上海报纸的可能，正规的研究程序还是必须要守的。开列战争那天的日期更是弄得莫名其妙之极，怎会搬出个公历（1884年）和农历（七月初五）合并的日期出来。史学功夫表现如此难免会影响读者的信心。
这点不能说凌鸿勋乏自知之明。年谱甫出版，他便撰文交代资料的由来（早在年谱的序跋里讲这些话合适多了）[凌鸿勋，《我怎样写詹天佑年谱》，《新时代》，1卷5期（1961年5月），页54-55；并收入凌鸿勋、高宗鲁，《詹天佑与中国铁路》，页157-166。]。关于詹氏在那三年涉及海军的事迹，特别是有否参加马江之役的问题，凌鸿勋解释他先后参考过三款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