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因为小武是一个恒定的人，他是一个跟不上变化的，看起来要被这个变化淘汰的一个人。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把它处理得相对来无影去无踪。比如女主角，这个女人进入他的生活，然后又很快地离开他，他无法把握自己的爱情，实际上他已经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无法在这个变化里游刃有余。还有他的一个朋友，后来不怎么玩了，他停下车骂对方，问对方为什么不理他，对方说没有不理他，只是兄弟太多了，给忘记了。但是你想，他那么在意，他也会感受，他也会反省自己。
程青松：这样的处理很精妙，观众在看的时候注意力会集中在冲突背后，小武与现实遭遇的困境，而不至于被简单的冲突给带跑了。我记得这个电影拍完了之后，去参加了柏林电影节。
贾樟柯：对。1998年参加的。1997年底知道会入围。
程青松：《小武》去柏林之前在北京放映的时候，当时大家看了之后得到的反馈，你还有记忆吗？
贾樟柯：不太记得了。在洗印厂的时候，有一个人让我很难忘，他拍着我，问我干吗？我说我拍了一个长片，在做后期。他说怎么样？我当时当然很苦恼，因为制作上有很多问题，我说一排弄得不太好，乱七八糟的。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拍一次就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导演的。当时把我气坏了，真的是这样。我真正意识到人们喜欢这个电影是从柏林电影节开始的。
程青松：在柏林电影节上的情况是怎样的？
贾樟柯：当时是在柏林电影节的青年论坛上放的，那是在一个很古老。很大的剧场里面。初生牛犊不怕虎，那个时候没有功利心，也不琢磨要赚钱，也不琢磨要获奖，就是有一种快感，我把我真实的生活拍下来，就放出来了。
我记得放完有问答，我们在后面那个入口一直等结束，结束以后灯一亮，主席带着我往下走，上台要做问答。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走得最漫长的一条路，因为两边的人都站起来鼓掌，在这个掌声里面我上了台，我觉得那个时候受到欢迎了，因为没有一种礼貌是需要这个样子的，真的是能看到，很多人冲过来握手什么的。我一下子觉得这个事严肃了。本来我拍电影的时候也不是很“严肃”，这个“严肃”是指我对这个工作还有怀疑，我还在犹豫是不是要做导演，是不是要做电影，因为那个时候电影不景气，这条路不好走。家里的阻力也非常大，我爸爸妈妈那里倒没有什么阻力，主要是我的亲戚里面，因为跟我差不多同龄的，他们都做了很好的生意。
程青松：亲友希望你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收入。
贾樟柯：他们做房地产，做煤矿，做运输，做物流，都很赚钱的。而且关键是他们这些生意，大部分是在我父亲的帮助下开始起步的，他们不懂我在干些什么。所以我有时候也不懂我在干什么，因为我初次成为一个导演，一定有很多自我的怀疑，有很多大量闲散的时间不知道该干吗。要完成第一个作品，有些东西是要等待很长的时间的，并不是每天都在忙，在等那个时间的到来。
程青松：不像舞台戏剧，看完就有反应，还要等很长的时间，比如上映。
贾樟柯：比如剪辑就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过程，每天背一个包就去新影厂，因为那时候剪16毫米只有新影厂，每天就是来来回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