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在样式和装饰母题方面表现出的相似性，直到最近人们才明白，这些相似性掩盖了它们在使用方式上的显著差异，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使用者的理解方式不同。这实际上发展成约公元前900 年发生的“礼制革命”（ritual revolution）。青铜器在装饰方面变得朴素，并且出现大量铭文（这时有时候铭文是刻在器物外），因为代替纹饰的清晰的文字同样是所有者权力与威望的重要标记。一些不同外形的青铜器完全失去了实用性。成组的青铜器仍然被埋入墓室中，但是它们变成了不同类别的储藏物，储藏的财宝，与人的葬礼无关，器物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不是特定的祭祀器物的一部分。图中的巨大青铜酒器［图4］是出土的最大的储藏财宝中的一件，1976 年在陕西省扶风庄白发现了103 件。埋藏坑里装满这个文官家族珍贵的祖传遗物，他们属于微史家族祖辛，约埋藏于公元前900 — 前800 年，是为了保护它们远离当时政权不稳定带来的危险，此后未能再被发现。作为来自他们祖先祭坛的器物，这些藏品由一组现在还能使用的器物组成，还有一些对此家族有重要意义的更早的器物。这件酒器是件古董，铭文上说在周昭王十九年铸成，根据传统的纪年方法相当于大约公元前964 — 前962 年。因此当它被埋葬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它与令人敬畏的祖先联系在一起，所以被保存下来，除此之外，它纯粹审美范畴难以确定，当然并不意味着完全缺少这些方面的意识。有的青铜器明显比其他的制作更精美，更宏大，铭文繁多，装饰精良。人们差不多是这样理解它们，与合乎逻辑的意义相联系，在这样的辨识中我们有了艺术概念起源的必要条件。
当公元前一千年发展进程的考古报告日渐丰富，它为进一步将青铜器从宗教仪式中解脱出来提供了证据，因为它们反而与炫耀和奢侈消费的范畴联系起来。在中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 — 前476）向战国时期（公元前475 — 前221）的更替中，这些名称来自这一时期的编年史，是对周王中央集权的、神圣权力的尊崇逐渐衰微的表征，许多大小不同、相互对抗的诸侯国之间残酷而持久的政权冲突成为周的接替者。文化的竞争扩展到物质领域，许多地方王室的奢侈之风成为维护统治者的威望和在盟友与敌人面前保持脸面的方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