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战争和国内党派斗争是表现对公益的热心精神的最佳舞台。在对外战争中，那些建功立业的英雄满足了全民族的热望，因而受到广泛的赞誉和感激。国内党派斗争中，各党派领袖能得到一部分人的赞誉，同时也受到另一部分人的诋毁，因此很难对他们的品格以及是非对错进行判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外战争带来的荣誉往往比国内党派斗争带来的荣誉更为显著和无可非议。
但是，那些掌权的政党领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可能比在对外战争中攻城略地获得荣耀更为现实和重要。因为就算他自己不够稳健认真，但他的威信却可以使他的下属稳健而认真地从事改革。他可以改动甚至重新确立国体，防范那些暧昧的、野心勃勃的政党领袖；他可以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最杰出的改革者和立法者；他可以用自己充满智慧的举措使同胞们获得几个世纪的安定和幸福。
同胞遭受的痛苦以及对此产生的同情之心是人性之爱得以产生的基础。在派系斗争造成骚动和混乱的时候，某种政治体制的精神可能与对公益的热心精神混合在一起，激励公益心，甚至将其催发到疯狂的程度。而公益的热心精神恰恰属于人性之爱。在野党的领袖们常常爱提出一些看起来似乎可行的改革方案，据他们说，这种方案可以消除人们早已深恶痛绝的种种不便和陋习并永久地防止它们卷土重来。尽管现有体制下的帝国公民在好几个世纪里都安居乐业，但他们还是常常提议对国体进行改革，尤其是在那些最关键的环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领袖的煽动使新的制度笼罩了一层谣言的光芒，所以尽管这个党派的多数成员都没有亲身体验过这种新体制，但他们还是陶醉在它虚构的完美中。许多领袖会因此而自我陶醉，同那些愚蠢的人一样相信自己的宏图大志，尽管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权力可能是他们的本意。这些领袖要一直保持清醒，不让自己的追随者有半点失望，为此他们常常违背良心和原则按照大家最喜欢的意愿来行事。显而易见，这种党性的狂热行为截断了一切调和、折中和合理的迁就通融的可能性，这使他们经常因为目标太远大而不能成一事，甚至很多只要稍加注意就能解决的问题无人问津，永远得不到解决。
但是，有一种人就不会这样，那就是完全由人性之爱推动的热心公益的人。他尊重现存的各种权力乃至个人特权，尤其尊重最主要的社会阶层和等级的传统权力；他尽力协调那些并非不可动摇的特权和权力，尽管他知道许多权力和特权被滥用了。柏拉图有句名言：“不可用暴力对待你的父母，更不可用暴力对待你的国家。”西塞罗明智地认为这是柏拉图的神圣箴言。他虔诚地信奉柏拉图的这句名言，即使用理性无法更改人们的偏见，他也不会使用暴力，他只是努力协调自己的政治计划与人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偏见，以防它们产生冲突，在此基础上尽力劝阻人们抵制法律，努力修正在无法确立正确的东西之前的所有错误。他会以梭伦为榜样，尽量在人们的承受范围内制定最完美的法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