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情感似乎与普遍的人类之爱无关，它不仅丝毫不受普遍的人类之爱的支配，甚至有时候还与它对立。像法国，它的人口数大概是英国人口数的三倍，要是从人类大家庭的总体来考量的话，法国应该比英国繁荣得多。但是，假如有英国公民因此而不顾一切地将目光聚集在法国而非英国的繁荣上的话，他就不能算一个合格的英国公民。我们是因为我们成长于祖国中而非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类大家庭的一部分才热爱它。与其他方面的智慧体系一样，决定我们情感的那种智慧似乎已经决定，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尽自己所能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就是为促进人类大家庭的幸福尽了很大一份力。
民族偏见和仇恨很容易对相邻的民族产生影响。英国或法国可能都会怯懦而愚昧地彼此仇视，而不会对日本或中国的繁荣产生嫉妒之情。然而，通常他们还是不重视与这些远方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政治家有着最为广泛和现实的善行。他们与邻国结成同盟以保持力量均衡，或者通过谈判来维持国际间的安定和平。但是，政治家是本着维护本国利益的原则来策划和贯彻这些条约的。当然，有时候也会有更高层次的努力。在签订蒙斯特条约时，法国全权大使阿沃伯爵听从了多疑的雷斯红衣主教的请求，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使条约有利于恢复欧洲的普遍安定。也许是因为对法国有特有的厌恶之情，所以威廉王似乎有志于欧洲大部分主权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可以说，当时德意志的自由和独立危在旦夕，安娜女王的首相似乎也部分地继承了这种极端仇视法国的心态。
阶层和社群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每个阶层和社群都有特权和某些免役的权利。基于共同的利益，同一阶层或社群内部成员关系要密切于与外人的关系。朋友、同党的利益与名誉纠缠在一起，使他自然而然地充满雄心壮志，努力扩张所属阶层和社群的特权与免役权，并谨慎地维护它们，以防被其他阶层或社群夺走。
国体所面临的任务是划分不同的阶层和社群，以及在他们之间分配权力与豁免权。国体的稳定程度就取决于每个阶层、社群维护自己权力与豁免权。任何一个阶层地位的升降，随时都会影响国体的变化。
即使是最偏激的成员也承认，国家是所有的阶层和社群的载体和控制者。只有依靠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阶层和社群才能发展。但是当国家利益影响到阶层与社群的利益时，他们未必会牺牲集团利益成就国家利益了。虽然它本身是不合理的，但它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它抑制变革创新，努力通过各阶层或社群的最初利益来进行关系划定。尽管有时它似乎是政体变革的障碍，但正因为如此，它对体制的巩固和稳定作出了贡献。
一个爱国者通常具备两种最基本的素质：一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政体和社会结构的尊重；第二，不做不守法的公民，他衷心希望并努力做到维护同胞们的安全、荣耀和幸福，尽最大努力去增进同胞们的福祉。
在和平年代，上述两个原则总指向同样的行为：当我们的政治体制能够真正维护同胞们的利益时，爱国者就要维护现有的政治体制，这是保护同胞们的安全、荣耀与幸福的最好办法。但是，当公众间的不满情绪、派别争端出现使社会趋于不稳定时，上述就会指向不同的行动了。既然现有的社会体制难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了，即使最愚蠢的人也想调整与改革这种政治体制。但是，到底是维护还是变革现有政治体制？或者说，什么时候该维护现有政治体制，什么时候该顺应历史潮流变革现有政治体制？这需要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来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