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与民主 美国和西欧各国对内实行民主和对外行强权政治是客观事实，一贯如此，可以并行不悖。民主是一种制度，不是一种道德标准。国人的逻辑往往是：行民主者应该是“好人”，好人就不该欺侮别人，如果竟然欺侮别人，就说明你不是好人，那么民主也是假的。其实，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其精髓就是权力的制衡，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个人或寡头专制。其保证是一整套法制程序、游戏规则，外加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舆论监督。不论在实践中有多少缺陷和“异化”，至今还在起作用，没有人能超越于这套规则之上。但是在国际上尚无这样有约束力的机制。强权政治还在起主要作用，尽管二战后有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规则，小国的发言权也大大增加，但是对霸权的约束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靠力量均势。冷战结束后，很明显，对美国外部的制约力量削弱，内部又由于武器先进可以避免人员伤亡而大大减少了本国人民的制约（如越战），使美国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野心和可能都有所增长。最近的事态更加证明“多极化”只是一种愿望和离现实尚远的目标。但是必须把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国内的民主制度分开，不能据此反证其在国内实行的就不是民主，甚至进而认为“民主”、“自由”从根本上就不可取。毋宁说正好相反，欧美国家之发达和强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得力于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才使它有条件在国际上称霸。他们不平等对待弱小国家，但其本国人民至少相对来说比任何其他制度的国家都享有更平等的权利。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应走的道路系于有关国家对自己的态度，因而总是走不出那个怪圈。对于“老师为什么老是打学生”这个问题应该换一个思路：他有什么本事，有什么秘诀老能占上风？我能否学到手？过去由于对西方的失望，转而以俄为师，结果不也是受欺侮吗？如果前苏联的道路真能使我强大，也不能因为它对我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不学。这个道理其实不深奥，从晚清到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不乏有识之士对此做出过精辟论析，但是民主的呼声总是为民族主义所淹没，或者说反民主的力量总能利用国人本能的、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行为正好提供机会和动因，客观上互相配合，吃亏的是中国人自己，被牺牲的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今天好像又走进了这一怪圈，从有些论调看，似乎一些原来反对开放改革的力量和言论乘机都冒了出来，实际上又是一次不点名的“批邓”，或者断章取义利用邓的某些话反对其根本的路线和方向。不仅如此，似乎一百年前放眼看世界的先知者早已“启蒙”的，现在又恢复“蒙昧”，他们都已扬弃的，现在又拣了回来。
军事、经济和智力 这次北约利用其先进武器对难以有还手之力的南斯拉夫持续轰炸，给人以深刻印象，说明军事力量在国际斗争中还是最后的依靠。这点没有疑问。所以美国对于保持其军力和尖端技术遥遥领先的地位才那么重视和敏感，所谓“中国核间谍案”之喧嚣除政治原因外，正代表了这种心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西方之军事力量无不建立在雄厚发达的经济力量的基础上，因为这关系到更加根本的民心问题，绝不是牺牲黄油要大炮（如苏联）。今后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的较量，经济因素的分量日益重要，而经济力量靠的是智力和人尽其才的机制。“知识经济”或“智能经济”是大趋势。这一历史趋势也不会因为科索沃一仗而改变。因此，从长远和实质上讲，21世纪的争夺还是智力和人才之争。美国最大的优势仍在于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事实上它的尖端技术实验室华人比例极大，据说有一年的物理学会年会上90%的代表是黑头发，其中90%是华裔，可能并不夸大。所以它在大搞所谓“间谍案”的同时又急忙安抚华人，国会通过决议、政府各级官员不断发表讲话，就是因为华人对它的高科技贡献太大，实际上是离不开的。这一批智力资源即使有十分之一能在国内发挥作用，我国的发展速度将不可以道里计。何况现在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失。以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为例，不知有没有做过统计，近二十年的毕业生有多少留在国外，人在国内的有多少是在为外企工作，再剩下的又有多少真在用其所长，做出应有的贡献？这里的关键是营造一种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而不是单纯鼓励回国。良好的环境涉及一系列的机制、政治改革和观念的更新，也不仅是对个别人个别项目慷慨拨款能解决问题的。一句话，只有加速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扭转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流向。一百多年前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列强的优势绝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而现在忽然武器决定论又冒了出来。有人竟公开说只有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