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是伴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而逐渐普及的，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作为一种理想精神的表现，受到社会的嘉许。志愿者要进行有效的活动，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居民（服务对象）的配合，其基础是充分的理解。无论是平时，还是非常时期的成功案例都离不开这两个条件。可惜，就全社会而言，这种理解还相当欠缺。一般说来，地方政府欢迎钱和物，却不一定欢迎人及其活动。他们往往在意的是掌握对钱物的控制，不愿意“大权旁落”。而志愿者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福利，或是带有社会改良性质的项目，与地方政府所关心的“政绩”可能不符合——姑且不论更坏的、与腐败有关的原因。另外，志愿者都是外来者，他们的出现打破当地多少年形成的成规和潜规则，满腔热情为当地“做好事”，却不一定被接受，常会遇到各种尴尬局面。在志愿者本身来讲，也有不成熟、经验不足，主观愿望不切实际以及操作不规范等缺陷。最主要的是这是一项新事物，遇到一系列问题时没有相适应的法规，得不到法律保障。于是与其他公益事业一样，“做好事”而可能陷入“不合法”。
三 NGO的困境
上述对志愿者的处境也适用于NGO。NGO可以说是有组织的志愿者。作为“非政府组织”，在我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NGO一词是舶来品，就广义而言，与传统的民间组织属性相同。各类传统民间组织在我国历史悠久，例如各种行业公会、同乡会、共济会、各色帮会等。它们事实上也从事不少公益慈善活动，其与现代NGO最大的区别是，后者虽然都各有自己的特定关注范围，例如环保、教育，等等，但总的是以全社会的福利为怀，与发起人和组织者本身的利害无关，而传统的组织则比较封闭，在特定人群中自行其是，代表比较狭隘的利益。其初始的本意可能于社会无害，但是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发展起来，就可能带有排他性，或牺牲其他人群的利益。在皇权专政，没有民权保障，没有结社自由的制度下，往往发展成与官府对抗的法外组织（姑不论这种对抗的正义性如何），从维权走向反社会，或成为揭竿而起的造反组织。所以历代统治者对民间组织以及有组织的民间集体活动都十分警惕，不时予以取缔和镇压。1949年以后，此类自发的民间团体基本绝迹。一切群众团体如工、青、妇、工商联以及文联等，都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之下，不再有真正的“非政府组织”，有时某些组织以“非官方”出面，也只是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在国外便于进行民间国际交往，在国内作为共产党联系各界群体的桥梁，为贯彻党的政策和意图进行宣传教育。它们间或也向上反映本群体的困难和要求，但是一旦有“为民请命”之嫌，轻则受批判，重则犯“路线错误”。至于“慈善”，在私有制被彻底否定的年代，被批判为富人的“伪善”，是“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的手段”，在当时的“社会主义”理念中根本无立足之地。
重温这一段历史背景，是要说明我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是与欧美截然不同的，当前我国NGO所遇到的困境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尽管进入新时期，从执政理念到社会实际到公众心理，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公益慈善得到大力肯定，几年前正式进入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富人捐赠得到公众、政府和主流媒体的鼓励和表彰。但是另一方面，本该与之相适应的非政府组织的生存条件却仍受到种种羁绊。这种羁绊一方面与上述的历史背景有关——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总是存在疑虑；另一方面又加入新的国际因素——“冷战”时期，一些外国基金会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对不同制度的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近年来又与“颜色革命”联系起来。所以决策者一方面对公益慈善捐赠持欢迎态度——不论来自何方，包括境外资源；另一方面又担心失控，担心对现政权和现有体制形成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早已受到诟病、显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旧法规，特别是社会团体“双重登记”制度，虽经多年来各方人士呼吁改革，始终难以突破。作为公益活动主力的官办组织（GONGOs）虽然有许多优越条件，并得到政策的优惠倾斜，但是面对急剧增长、花样繁多的社会需求已日益显示出局限性。汶川地震中作为被指定的接受捐赠主要渠道“红十字会”所遇到的窘境和责难就是证明。而怀着满腔热情的民间志愿者和组织要“做好事”却困难重重，需要寻求各种变通之道，有人戏称之为“曲线救国”。通过“曲线救国”，多年来也有可观的成就，只是运作成本较高，既浪费资源，又不公平。于是出现一种吊诡现象：越是草根民间组织越难得到本土资源，近一二十年来站住脚且发展壮大，在社会上有一定声誉的组织，其资助来源往往以境外居多。事实上，GONGOs也欢迎境外捐赠。在这个领域内，我们还没有完整而权威的资料库。如果能以十年为期，对有组织的公益慈善活动的财源做一番统计，画出境内与境外来源的比例及其消长的曲线，将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