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幸亏有彭德怀冤案
“大跃进”饿死人之事至今有人不承认，现在人们习惯的提法还是“三年自然灾害”。前几年还有北大教师提到这段历史时遭学生当场斥责为造谣，闹到校领导那里，结果竟是这位教员被“下课”。近来还看到网上有为发动“大跃进”的最高领袖辩护，列举其曾批评过下面“浮夸”之“语录”，以说明罪在下面干部而领袖是英明的。对于最后这一点，反驳起来还需费一点考证和口舌。幸好有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敢于撄其逆鳞，引来龙颜大怒，严惩不贷，且株连无数，造成国家级大冤案。此案尽人皆知，有关案情已经详细公布，无法封杀。个中是非彰明较著，而且已有决议正式平反。仅举此一事就足以驳倒所谓领袖受蒙蔽，责任在下面之妄言。假设没有彭老总这样一位显赫人物铸成史有定论的著名冤案，当时千百万凭良心、说真话而遭整肃的小干部、小人物可能淹没于历史谎言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个人以后得以“平反”，也难掀起波澜，扭转广大“被愚民”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讲，彭老总以自己的牺牲做出的另一贡献是为明辨是非功过提供了一条铁证。
三 “官府”是中国经济的克星
近读《文汇报》载一篇关于中国清末民初的“票号”、“钱庄”的文章，说明那时的传统金融借贷制度已经相当发达，并且对实业的发展做出过不少贡献。联想起早期美国华尔街的状况，那是一个大赌场，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相比之下，我国的晋商、徽商所建立的传统借贷制度要更加规范、诚信程度高得多。华尔街逐步从无序走向有序主要是靠那里的大玩家自己感觉到这样乱杀乱砍几败俱伤，需要建立秩序，立一些规矩，同时涌现出一些有威望、有眼光的领袖人物，逐步建立自己的组织（或俱乐部）、制定规则。总之完全是凭自发的需要和同行的智慧，逐渐规范、繁荣起来。那时政府处于弱势，很难有所作为。政府开始干预是后来的事。
反观我国的商人，其实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自己的行业公会，有自然形成的、威望能服众的领袖人物，每一个阶段也都有一批相当规模的企业及其代表人物，成就一时的繁荣。远的不说，从晚清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实业家，到民国时期形成的现代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都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为什么最终发达不起来？究其因，一是战乱，一是官府。战乱姑不论，中国的民营企业总是与官府呈微妙关系，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受到“关注”，不是成为“唐僧肉”，随时被征调、盘剥，就是社会影响太大遭忌，随时可获罪。于是不少商人就设法在官府中找靠山，或钱权交易，或成为“红顶商人”。但是官场多变，又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洋人常说中国人是天生的企业家，能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大约就是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锻炼出来的。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企业和企业家前仆后继，但最终下场多为悲剧。每一个时代的官商关系在形式上有其特色，而本质上是相同的。到1949年以后，干脆全部消灭民营工商业，全部入“官”。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步恢复民营经济，私人资本又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壮大。而在官府中寻求靠山，或为权力寻租对象，或争取到“红顶”（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也是传统的继续。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民营企业的不安全感有甚于民国时期，因而也更缺乏长远打算，现在新一轮“国进民退”实质上还是百年来官对商压制的继续。究其因，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始终没有切实的保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是不论是近百年还是近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的发达从根本上讲，还是靠民营经济的繁荣。而民营经济的自然诉求是法治完备和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理想的境界是二者相互促进成为良性循环。中国历史上可能达到过这一循环的边缘，旋即为战乱所打断。现在无战乱之虞，但是还看不出进入这一良性循环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