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本和方法(1)

社会政治体系的适应本章由英格尔斯、海夫曼和贝耶尔1958年所著,该文发表在《人类关系》,第11期、第1卷上。该文版权属于《人类关系》。重印得到了普莱南出版公司的版权许可。

国民性研究包括两个主要内容。第一步是确定某个国民人口或其重要分支中的众数人格模式,如果有的话。然后是第二步,研究这些众数人格与社会体系不同方面的内在关系。即使我们的理论现状能够证实这一研究领域的“理想”设计蓝图,它也仍然需要大量的研究支持,而这是我们当前力不能及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做些有限的努力。在这里呈现的调查报告中,我们研究来自苏联的一个特殊群体,即二战期间和战后“叛逃”的前俄国公民。而且,我们主要考察体制与人格复杂关系的一个方面,即我们的考察对象如何适应共产主义社会政治秩序。我们发现某些人格模式在群体中很突出,也相信能够揭示它们对于这些俄国人适应苏联社会的意义。

在哈佛大学“苏联社会体系”研究项目中,包含一个临床心理研究的子项目,考察一群苏联公民的态度和生活经历,他们在二战期间和战后背井离乡,后来又决定不再返回苏联。约3000人填写了一份相当长的调查问卷,329人接受了详细的关于生活经历的面谈。从这329人之中又挑出一些人进行临床研究。挑选的标准是面谈者看上去正常、能够合理调整自己,较为年轻,在苏联体制下生活了大部分时间,愿意接受进一步面谈和心理测试。

临床研究包括51个样本,其中41个是男性。除了几个乌克兰族之外,其他都是俄罗斯人。接近一半人在30岁以下,只有8个人超过40岁,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研究对象主要在苏联体制下成长并接受教育。其中有11人接受过4年或少于4年的最低教育,22人接受过4~8年的教育,18人进入高中或大学。这些人大部分住在城里,但如果不算那些从乡下搬到城里的人,则城市乡村大约各占一半。他们中很多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11位来自知识界的专业人员,7位军官,9位白领,16位普通产业和农业工人,5位普通士兵。与他们的职业相应,这些人中有相当高比例的苏共党员(6)或共青团员(13),这与有关苏联难民的流行看法恰恰相反。同样与流行看法大相径庭的还有,这个群体的标志性特征并非人人拥有一个不幸的家庭背景——或者被剥夺了财产,或者被政治羁押,或者遭受新政权的其他打压。只有10人属于极端不幸的范畴,15人经历了轻微的不幸。

所有苏联难民拥有一个共同点:“不满”苏联社会。临床研究的这个群体大部分是自愿“主动”逃离苏联控制的出走者,不是因为环境压力“被迫”离开。34个人从军队中开小差,或自愿跟着撤退的德国侵略军离开苏联。然而,整体上看,这个群体并不比其他难民更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他们绝大多数支持福利国家原则,包括政府所有制和国家计划经济;称赞新政体在外交和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拒绝回去的理由和其他难民十分相似:害怕秘密警察报复,因为有过先例;反对集体农庄等制度;不满生活标准低下;没有政治自由。在心理调适层面,他们看来相当准确地反映了难民整体特有的心理调适倾向。

若考虑到难民的父母身份,则被考察群体中男性占了大多数,他们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体面工作,关心政治,积极“主动”地逃离祖国。除了在性别上样本构成不成比例地以男性为主,在其他方面基本平衡,如35岁以上和以下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和从事白领工作的,住在城里的和来自乡下的,高中教育之上的和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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