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于衷的监管部门
万穗的注册资本是1.5亿元人民币，监管部门只允许我们从银行借款,而且借款额不能超过注册资本的50%，此外不准我们吸收存款或从银行间市场等其他来源借款。这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了。想想看银行的杠杆率，以及租赁公司和担保公司的杠杆率上限（均为10倍）。即使是信用社的杠杆率都有一个宽松的上限。我们被这样严苛地对待，是因为我们地位卑微啊！要知道，2008年以前我们是非法的。
我不想随随便便放弃。凭借媒体的影响力和政府、银行业的人脉，我不断游说,希望政府为经济发展和我们弱势的客户着想，放松这一限制。
然而，你难以想象小额信贷的监管部门——或许是所有的监管部门,有多么低效。举例来说，小额贷款企业上面有三层监管部门——区发改委、市金融办公室、省金融办公室。它们经常会否决各种大小事情,或者无限期拖延。我们就经常在它们之间来回奔波、进退两难。如果我们想做点事，比如开个分支机构或是更改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我们都需要向区政府、市政府还有省政府一一申请。如果你不打太极、多做做深呼吸的话，恐怕早就失去耐心了。
我之所以投身小额信贷业，原因之一恰恰是我知道监管部门管得太严、太多。监管的触角还能伸得再长些，管得再严些吗？我的风险是什么？我认为这么严苛的管理不可能持续，一旦有所放松，我们就会迎来蓬勃发展的机会。
然而，我低估了某些人的低效和无动于衷。
我去见一位监管部门的官员，游说他把我们放贷的规模从0.5倍注册资本提高到1倍。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其他地区的规定和重庆的放松试点，都认为相关的风险是可控的。结果他突然说出一句话噎了我半天：“你不就是想多赚点钱吗？小贷公司已经够赚钱的了！你还想赚多少？”我非常郁闷：“赚钱有什么错吗？我是商人!只有赚了钱，我们才可以帮助更多的客户，创造更多的就业！”他生气地说：“那是你的事！我有我的事要做，我做不了这个决定。”
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进行这样的谈话，承受类似的打击。
2012年1月8日，我作为一个嘉宾，在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举办的年会上说“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让有些听众很不爽，尤其是那些刚刚授予我“小额信贷年度人物”的官员。
在茶歇的时候，一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这些观点“自己保留”就好了。她说，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如果你认为你几个月或者几年就能改变什么，你就太幼稚了。我只好叹叹气，和她聊了聊我遇到的其他挫折。
那天下午，我还要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给学生们做演讲，话题就是小额信贷行业。1983～1986年，我在那里读书,毕业后,我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回到母校的小校园，总是感觉格外温馨。但是那天我有点烦躁，我对学生们说：“1986年，我从五道口毕业时的论文标题是‘中国利率自由化的途径’。现在26年过去了，你们还在用同样的标题做毕业论文。真好！80年代的时候，政府让我们误以为五年就可以实现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但现实是，这个五年不断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