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服务。一般情况下银行都不给它们提供贷款。近年来，小额信贷行业备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大众对官僚体制下的传统银行感到失望，还因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一位孟加拉国的银行家，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不管怎样，当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是件很酷的事情。在长期忍受投行工作的折磨并被当作美国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之后，我们投行的人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意淫。
讽刺的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想到（至少我没有想到），我可能跳进了下一轮次贷危机的发源地。
成功的侦探
在从九龙开往广州的直达快车上，我收到一位朋友的短信，我跳进小贷行业的消息在网上迅速发酵，十多家网站发布了关于我的新闻，甚至连路透社和彭博都做了报道。我开始不断接到朋友和记者的电话。
第二天，《经济观察报》用头版和第二版两个整版的篇幅对此做了报道，题名叫做《张化桥“割袍”》。
几乎全香港的报纸都报道了我去“放高利贷”的新闻。我猜想其他的投行工作人员跳槽可能不会引起媒体如此高度的关注。媒体之所以对我这般“宠爱”，是因为我在香港工作18年来积攒了相当的“人气”：一部分源于我在深圳控股大兴改革，另一部分源于2001～2002年我做证券分析师的时候，揭发了三起公司诈骗案。其中一家公司是格林柯尔（当年香港上市编号：8056.HK），在我写了针对它的负面报告之后，它们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我和UBS诽谤。我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被起诉的分析师。这场官司和解以后不到两年，格林柯尔破产，其董事长顾雏军被捕，以逃税等罪名入狱并被判刑18年。
另一家威胁要起诉我和UBS诽谤的公司是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当年香港上市编号：0932.HK）。2001年，我发现它的账目明显夸大，于是在基金经理中广而告之，导致该公司的股价在短短一天内下挫18%。巧得很，欧亚的董事杨斌2002年被委任为朝鲜新义州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也同样被判入狱18年，欧亚于2002年破产。遗憾的是，正义姗姗来迟。在此之前，杨斌和他的亲信曾公开威胁我的人身安全。
从这两件事中，我学会了如何在揭露公司欺诈行为的同时自保。2004年，我发现一家上市的食品公司出现很多异常行为。后来我带了不少基金经理去调研这家公司，并表达了我的担心和疑虑，但我没有写公开报告。几年之后，这家食品公司也倒闭了。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在我意料之中啊！
1998年12月，我突然被汇丰证券解雇。在此之前，我担任汇丰证券的中国研究部主管。这源于《南华早报》刊登了我反对中国财政部发行扬基债券的评论。我说，中国财政部准备在1999年年初发行的扬基债券是一个“双输”行动，而汇丰证券和高盛恰恰是该债券的保荐人。
在我看来，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我进入小额信贷行业，告诉了我两点：
首先，媒体（和公众）把小贷行业的工作看作失败者的选择，可能只比按摩院或夜总会稍微好一点点。
其次，它们将投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高管，看成是养尊处优的阔佬，而小额信贷业的工作人员不过是让人瞧不起的穷亲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