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九龙开往广州的直达快车上，我收到一位朋友的短信，我跳进小贷行业的消息在网上迅速发酵，十多家网站发布了关于我的新闻……第二天，《经济观察报》用头版和第二版两个整版的篇幅对此做了报道，题名叫做《张化桥“割袍”》……
2011年6月20日这一天，骄日炎炎。我走出瑞士银行的办公大楼。我回头仰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感到一种自豪和满足。
我又一次把瑞士银行炒掉了！
这是我第二次放弃这家顶级投行的抢手职位。五年前，即2006年3月，我辞去了瑞士银行（UBS）中国研究部主管一职，去一家大型国有控股企业──深圳控股有限公司（0604.HK），担任首席运营官。该公司1997年就在香港上市，有1000多名员工，在多个城市设有分公司。
深圳控股的董事长和CEO给了我非常大的自主权。在我任职的两年半时间，我们管理团队使这个有点僵化的国企面貌一新。这得益于港股大牛市和我们的积极改革，2006～2008年公司股票涨了6倍。我们果断卖掉了很多非核心业务，包括有线电视、发电厂、收费公路、工厂，只专注于房地产开发。借着股价上涨的良机，我们募集了3.5亿美元的新股和数十亿美元的低息长期贷款。
彭博和各大媒体纷纷撰文报道深圳控股的惊人转变，以及我所作的小小贡献。《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Investor)杂志甚至为此做了封面报道（2007年7月）。杂志封面是我的照片，文章用了一个搞笑的标题──“张家王朝”(TheZhangDynasty)。然而，国企的经营难免受到行政干预和社会约束。举例来说，即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我们也很难裁员。员工绩效考核基本上就是例行公事，而且国企的决策效率低下。很快，我就发现我无法真正地进行改革，继续待下去可能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2008年9月底，雷曼兄弟正在破产的时候，我重新被召回UBS，担任投资银行部中国区副总经理，帮助客户通过IPO和债券融资。UBS和高盛是仅有的两家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有全牌照运作的外资银行。这时的A股市场，看起来像全球资本市场恐慌中的一块绿洲。我的工作横跨A股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此外，我还兼任亚洲房地产部主管。后者看起来似乎更有趣。
抢生意！
然而，外国投行努力摆脱次贷危机的过程步履维艰，监管部门和股东们也都变得更加吹毛求疵。2008年年底到2009年年初，至少是亚洲的投行业，交易量触底反弹。现在回想起来，2009～2011年这三年，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复苏，或者是虚假的曙光。投行部的工作与做投行分析师很不一样。老实讲，我不喜欢拉生意，尤其不愿意跟我不太喜欢的人打交道。我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而且我为退休后的生活也做了相当的积蓄。于是，我开始心痒，想再次冒点儿险，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从2010年就开始关注国内迅猛发展的被视为“影子银行”之一的小额信贷业，陆续拜访了一些业内人士并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什么叫“影子银行”？标准普尔的定义被广为接受：普通银行存贷业务以外的所有金融业务都是“影子银行”，包括银行的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小额贷款、民间借贷和典当等。我还让UBS保荐一家准备在香港上市的典当行。典当行实际上类似于小额信贷公司，只是前者由公安部和商务部监管，而后者由当地政府金融办监管。
现在，我再次离开UBS，不是另谋高就，而是去担任一家小额信贷公司的董事长。它就是广州万穗小额贷款公司，仅有50多名员工，主要为一些家庭经营的小企业和急需贷款的消费者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