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国家丧失先发优势
春秋-战国时代特殊类型的战争影响其实至为复杂：“频繁”迫使参战各方采取富有效率的行动以赢得战争,“输赢不定”说明可重复博弈且无任何一方具备压倒性优势,“局部战争”则强调了非摧毁性与地区性霸主的迭起与互动。但是连年征战导致的严酷的治理技术与国家和社会间契约的阙如,使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者——秦——最后却又亡于战争驱动和不稳定的政治。历史在这里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此之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结合而成的超稳定性与自我更新能力,使中国在西汉时期产生了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并且在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大致稳定不变。
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儒法国家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有先发优势的,可惜思想意识的停滞和社会组织的固化,使一种本由竞争与冲突中发展而来的、稳定的、有效的社会结构,最终却无力回应外界发生的变化和自身长期的成长要求,由此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路径依赖”在中国的制度层面上再次得到了验证。这是因为作为世俗化伦理规范的儒家学说成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合流,它对其他宗教表现出宽容和自信,对异己政治思想、社会和商业实行高压专制；加上自治型经济城市和雇佣军阶段的缺失,于是中国在缺少市民社会生长可能性的情况下,无法像欧洲那样,使工业资本主义内生性地发展起来。读史至此,当已笑不出来,唯有扼腕长叹。
不浮饰“民主政治”
全书中读来得益最多之处,并非那些“宏大理论”、学术元语言与计量方法,也不是一气呵成首尾呼应的结构分析与解释框架,而是与《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所给予的阅读快感一样,由于作者的跨学科背景所表现出来的那一处处方法论的亮点。最觉酣畅淋漓之处,当属作者在论及是否还需要一个以人类竞争为基础的社会学模型时,以生物学中的达尔文机制和拉马克机制为切入点,手起刀落地斩断了某些理论试图建立的遗传基因与文化间似是而非的关系,并且强调要“扬弃那种给效率驱动型的累积性发展简单地赋予正面意义的线性的、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说白了,就是他认为西方走过的道路未必一定就是进步的,而且那些名目上的民主,也不一定都是有好果子吃的。不贬抑“僵化历史”,不浮饰“民主政治”,把客观中性的含义重新还给“发展”一词。这些段落是当得起“悦读”二字的,那是一种久违的阅读学术书籍时的欣喜,一种感觉与作者一起探索的乐趣。
由于全书主题的限制,对科层制的影响与作用的论述在本书中并未充分展开。中国式的科层制帝国的弱点与不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连韦伯本人也曾提到古代中国科层制的弱点,即中国古代的统治形式中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对官员进行评价,“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作者所认为的“儒法国家”相对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对社会未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这一点值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而从方法论上说,本书对战争信息的定量分析令人耳目一新,但也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譬如,作者在处理进军距离时针对资料缺失的若干顺次替代的(如直线距离、两国首都距离、最主要两方距离、最远进军距离)数据化规范与估测方法,在研究作战半径相对较小的春秋战国早期时,可能会有相当大的误差,虽然这些统计累积偏差有可能在对“776次大小战争”的计算时被相互抵消不少,但依然值得引起注意。同时,虽然作者自己在附录二中已经指出了地形等影响战争的地理因素,但本书的计量工作并未对此进行有效的反映。作者还认为,发起战争次数多的一国,国力较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寻找其他可操作的合适测量标准,也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可能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