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之严厉,“不忍言也”；幼年的塾师在记忆中就是个残忍惨酷的“毒魔”；自小与外祖母和母亲“共居处,同休戚,朝夕保育”；再加上外寇胁诱、官吏压迫、劣绅欺凌、手足反目、亲戚轻侮、学友嫉视、乡邻无义……如果一个人早年在这样阴暗凄惨、孤苦压抑的环境氛围中生存成长,会铸造出什么样的个性特质与人生境遇？
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知名案例——蒋中正。在《天下得失：蒋介石的生命史》一书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及研究员金以林三位民国史著名学者,充分利用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档案以及其他历史文献资料,从几个面向洗练地摹拓出蒋介石充满多面性、复杂性、矛盾性的一生,尤其是“为历史研究指明了历史人物心理研究这个新的方向”。
书中处处可见少时暗合成年、性格决定人生、思想影响行动、阅读改变气质,但身处时代浪尖之上的历史人物,还要受到人际网络、党派之别、国际形势乃至血缘、亲缘、地缘等因素的制约。蒋介石以一身一生,竟然体验到了“天下”的一得一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者将这种个人的“微观历史”现象放入“宏观历史”结构之中进行考察,给历史带来了味道与温度。
用作者之一汪朝光的话来说,“我们（过往）对政治史的研究里,对人的关注非常少”。当史家着眼于史实、动机、价值、意义时,却往往忽视了那些重要的、关键的历史人物的个人成长与心理特征如何影响历史。性格决定命运,而“精英”“领袖”的个性与心理,更是有可能影响到社会政治的走向甚至整个国运,恰恰印证了“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势”。《天下得失》一书,正是将一个面目模糊不清的代表符号,按照一位既“非凡”又寻常的人物去理解,折射出与微观历史相辅相成的宏观历史大格局。
正是少年蒋介石张狂顽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衍生了他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而在两位寡妇抚育、呵护下成长,又让他难免养成阴柔、脆弱、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操劳细事、不注重提纲挈领等某些女性化倾向。身处社会中下层,少年蒋介石更是得以感知社会的黑暗、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凉薄。
所有这些孤苦、孤立、孤独、孤僻,都鲜明而深远地影响了蒋介石的个性特质与行事风格。在执掌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以革命领袖自居以后,孤儿寡母受人欺压的童年往事,正好成为他追溯与建构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的最佳素材；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了他成年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经常质疑友朋、同志、部属之间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既自卑又自尊的他,对别人的控制、驾驭有着强烈的抗拒情结,对外界的轻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
蒋介石在国民党前辈中仅服膺陈其美、孙中山等一两人。陈其美是蒋介石离开寡母步入社会后所结识的第一位关照和提携他的人。蒋介石感念于陈其美的充分信任和赏识,尽心竭力为陈驱驰效命,甚至挺身暗杀陈的竞争对手陶成章。从小失怙的蒋介石,从这位同乡大哥身上找到了一种“近似父爱”,以至于在写给陈的祭文中情溢于辞：“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却对孙中山一直抱着若即若离、欲迎还拒的态度,动辄使气撂挑子,任性开小差。在1918～1924年间,他曾创下14次的辞职纪录,甚至在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后旋即辞职。这是因为蒋介石认为自己未能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两人之间无法做到“以其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也”。不难想见,不习惯接受别人的领导和控制,这种抗拒权威的“反上”情结“当与蒋介石缺乏对父权的敬仰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