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任何谈及新中国成立初北京旧城改造的史书一样,《后望书》也躲不开吴晗这位“与时俱进”的领导兼历史学家,避不开梁思成这位“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复古建筑思想”的代表。但记得黄裳先生在回忆吴晗时写道,新中国成立之初,吴晗是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曾到梁思成、林徽因家,并与座中张奚若、金岳霖等人“谈笑甚欢,绝无拘束,可证吴晗对上层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做得不错”。但当吴氏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后,却因北京旧建筑的拆改存废问题,在会议上与梁思成拍案争论,“好朋友成为路人,可见一登仕途不可避免带来的变化”。
吴晗作为书生从政的内心痛楚固然可以想见,但是梁思成（他在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回信称“对于一个只不过是花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来满足好奇心的人来说这样的奖赏实在是太高了”）,还有更多或痛哭失声或噤若寒蝉的有识之士,乃至于我们积于千百年却散于数十年的优秀文化及其实物结晶,为了人治而付出的岂非是更为沉痛的代价？须知周榕在《诚品好读》上刊登的《破译北京——一个乌托邦城市的前生今世》,满篇沉重的是对那段历史近乎咬牙切齿的鄙视与愤怒：“在政治热情与劳动干劲高涨的六十年代,作为封建王权象征的北京城墙与城门楼短短数年时间内被扒除殆尽,梁思成在拆除现场抚城痛哭。但在乌托邦梦想与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斯言斯行,螳臂挡车而已。”
知识分子、名人雅士、清流谏议、良心道德,都不如用好的制度代替人治那么重要与可靠。好的制度可以发挥人的潜力,将错误决策的危害降到最低；不好的制度只会将人扭曲以至于违心甚至诚心地阿谀奉承。在重大工程和社会政策决策中最需要的是对民主与科学的坚持,而不仅仅是依靠民众的谅解、支持、配合、拥护。
《后望书》提醒我们,如果这个民族集体性地选择了遗忘某些历史,那么这便是对历史的背叛,并注定着历史的重演。当春风又绿江南岸,却已永不再吹过玉门关时,所有曾传诵一时的欢歌与颂歌,在我们的后人看来恐怕只不过是悲歌与挽歌而已。“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这须是警惕成为历史罪人的我们好好重读的。古城镇、古建筑、古河道也罢,都只不过是承载历史与文化的容器。一个成熟、睿智、负责任的民族的鲜活生命,却当如那奔流的江河般不止不息,让我们在未来的许多岁月里,在回首昨日时,不至于灰败无望地生活。
（朱幼棣:《后望书》,中信出版社,2008。）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1日B18-1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