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饥荒一直是穷苦民众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霾。即使到了现代,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在世界人口增加的同时,世界粮食产量与人均粮食产量也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看似本应更易避免发生的大规模饥荒,却离我们并不遥远——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造成超过3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埃塞俄比亚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饥荒也各造成20万人与100万人死亡,“三年困难时期”更是成为中国人无法逃避的恶性集体回忆。
事实上,如今全球范围内能够提供的食物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需求。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假如全球的食物能公平分配,平均每个人每天可以获得2700卡路里的热量,大大超过每天2000卡路里的人体生理需要。但这种“假如”与“平均”掩盖了严重的不平衡。印度仍有2亿人营养不良,而该国粮食储备却高达3500万吨之多。1992年,索马里的粮仓满满、近在咫尺,但成千上万的民众却因为身份地位等原因无法获取粮食而被活活饿死。历史上曾多次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的饥荒现象,为何依然存在呢？
在属于巴黎政治学院“公民丛书”之一的小册子《饥荒与政治》里,反饥饿国际人道行动组织主席、法国索邦-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重申和强调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论点：现代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换言之,饥荒并不是单纯的供给不足,而是权利的分配不均、被剥夺甚至丧失。布吕内尔博士以自己20多年来进行反饥饿斗争的人道援助经验,进一步提出了现代饥荒现象的几种模式：“被否饥荒”(被否认的饥荒)、“外示饥荒”(对外展示的饥荒)与“人为饥荒”。
布吕内尔博士认为,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荒现象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比营养不良更难战胜。“自然饥荒”其实已不复存在,而“养活百亿人口”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也就是说,现代饥荒只是人祸的表现。刻意制造的“传统型饥荒”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试图通过切断一切获取食物的途径,将敌对民众或反叛力量置于死地。但此类行径为允许信息透明和言论自由、保护非政府组织的行动、通过选举方式更换昏庸无能政府的民主型政治制度所不容,因此常常成为“被否饥荒”(如1915～1917年的乌克兰、1943年的孟加拉国)。而在信息迅速传播、注重“怜悯效应”、国际公共援助向人道化转型等全球化后果的影响下,“传统型饥荒”已经转化为新型的“功利型饥荒”,或是希望从现有形势中取得利益的“外示饥荒”(如2000年的埃塞俄比亚),或是围绕战略目的精心策划的“人为饥荒”(如安哥拉、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以保证威权政府或边缘化政治运动实体扩展势力、控制民众。
值得注意的是,布吕内尔博士提醒读者,有的饥荒有可能同时具备上述饥荒模式中的两种甚至三种,好像“人为且被否的饥荒”(如1932～1933年的乌克兰、1958～1961年的中国、1975～1979年的柬埔寨)、“人为和外示的饥荒”(如1968～1970年的尼日利亚)和“人为、被否然后又外示的饥荒”(如1983～1985年的埃塞俄比亚、1986～1988年的苏丹)。我们都很熟悉刘少奇的一个著名观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在阅读完布吕内尔博士为我们梳理的意识形态作用下的饥荒、身为冷战产物与两大阵营争锋战场的饥荒、冷战后被用作“自由世界”宣传工具的饥荒这一20世纪大饥荒的历史脉络后,我们很有可能会对不断翻新花样的种种“人祸”感到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