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官方鼓吹的注重发展和增长的意识形态,反倒让流动人口本身的视角与表述变得另类、多余与不合时宜。这恰好呼应了严海蓉对新自由主义政府管理具体表现的总结：通过市场、发展、脱贫等概念的接合置换此前的阶级论述,“将人的主体性从属于发展话语,将异质的、多样性的人的主体性抽象和简约为假设的普遍等价物”,最终以“素质崇拜论”这一流行话语去区隔新自由主义中国的社会阶层、个体价值与弱势他者,将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异化为素质的弹性积累。
在《中国女工》一书中,潘毅精准地发现了中国的“阶级”历史被国家和市场双重地取代：中国的工人主体是被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意识形态询唤到“阶级地位”之中的,它在强大的表述政治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自在阶级”演绎为“自为阶级”；改革开放后阶级分析与阶级话语之所以被迅速弃用,其实是掩盖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的政治策略。因此,“当中国政府允许农村流动人口满足全球资本与国家发展需要的时候,既是它开始了这个无产阶级化过程,同时又是它抑制了这个打工阶级的形成”。难怪她会将农民工称为“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有趣的是,如今这种伴随着大规模人口流动、城乡二元对立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历史上最早的,也未必是对中国最优的。布若威（MichaelBurawoy）在《生产的政治》（ThePoliticsofProduction）里就曾特别讨论过帝俄工业化时代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转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的话说,这些“循环往复”流动着的移民工人像候鸟一样定期地从农村迁徙到城镇,又从城镇返回到村社,本来应该完整统一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被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肢解开来,其中的劳动者个人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过程在工厂城镇中实现,而抚养子嗣老弱的部分则是在乡土村社中实现,这与当代中国的“外来务工人员”何其相似。而在日本上智大学国际教养学部教授顾琳对河北高阳地区20世纪乡村工业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方显廷、费孝通等学者指出的“以农村工业化为基础的各种发展模式”,抑或是全球史领域的日本知名学者杉原熏教授强调的“独特的劳动密集型的亚洲发展道路”,还是顾琳所总结的替代“城市集中的大生产模式”的“高阳模式”,未必比今日之工业化道路逊色,而且同样“陷入了全球经济的错综复杂关系之中”,与国际贸易、投资和国际化分工息息相关。
我们必须警惕这样一种危险的可能性：自由竞争、权力分割的格局被垄断所取代。更准确地说,存在于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完全竞争的可能性,被作为整体的下层各个体间残酷竞争、作为整体的上层对作为整体的下层完全垄断的二者并存所取代。那些依然处于社会底层而且前途渺茫的人,已经无法通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在社会夹缝中获取流动机会,也无法通过勤奋努力的表现消除他们所体验到的不公平与相对剥夺感,只能通过打破常规的社会运行规则来获取行为意义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基础。一个既没有向下流动的惩罚机制也没有向上流动的实质性可能的社会机制,无疑是扭曲、可怕而危险的。匈牙利中欧大学国际关系与欧洲研究系教授贝拉·格雷什科维奇（BelaGreskovits）所总结的拉美国家统治阶层永保自己特权地位并吸引国外资本的三种方式——毁坏土地、维持强大的国家秩序、保证大量廉价而驯服的劳动力,更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与警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