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独一无二，让人惊奇的反应接踵而至。看到一个自动点唱机，他问道：“什么是自动唱机？”他不理解《约翰福音》，那不意味着别人也不理解，或者文字晦暗不明。那些理解它的人如何使用他们的句子呢？与之正相反对的又是什么？在《罪与罚》中，“最妙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实施谋杀的时候竟然忘记了锁门。现代犹太教已经一无所有，因为献祭不再施行。纽曼红衣主教（Cardinal Newman）有一颗奇怪的心灵，不是因为他成为罗马天主教徒（维特根斯坦几个最好的学生也皈依受洗），而是因为他给出的皈依理由。《道德哲学》有言“我应当意指我能”（I ought implies I can），但这不是正统基督教的立场：“汝必完美”（Be ye perfect）。一个人不可能完美，但可以被要求竭力变得完美。作出这些评论和回应的人拥有理智的好奇心及诚实，他的意见绝非来自报纸和通俗文化。即便没有激励其他人从事同样的事情，它们至少提示着一个心智活跃的思想家的在场，并让人们意识到自身心智的荒疏。
人们留意到最后的这些回应涉及到宗教和伦理学。这不是胡乱凑成的拼盘。许多讨论都与这些主题相关，引入这些主题的也并非都是鲍斯玛。它们展示出维特根斯坦的另一面，它在1914—1916年笔记和与德劳瑞及马尔康姆的谈话中曾经惊鸿一现。只读过《哲学研究》或《逻辑哲学论》的人恐怕不会预见到维特根斯坦对宗教的兴趣和敏感。它们或许不是一个“分析哲学家”的典型谈话。罗素也曾在信中对维特根斯坦崇拜克尔恺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热衷神秘主义表示过惊诧。他写信给奥特林·莫瑞尔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我在他的书中嗅到了神秘主义的味道，但发现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者时，我还是感到吃惊。他阅读克尔恺郭尔和安杰鲁斯·西莱什乌斯（Angelus Silesius），并认真地考虑成为一个修士”（《致罗素，凯恩斯和摩尔的书信》，第82页）。也许因为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相识日久，预见到了这一点，可对许多读者来说，这算得上一个惊奇。人们不知道鲍斯玛是否会感到惊奇，有一点毫无疑问：对于这些评论他非常欣赏也很有兴趣。
《哲学研究》没有提供一种系统的哲学或一种哲学理论，以便从中引出针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并解释所有的现象。但对于语言可能导致的混乱和迷途，可以看出一种持续的挣扎和体察。正像这些对话显示的那样，维特根斯坦既实践又教授着那种持续的警觉。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如此与众不同并让鲍斯玛如此印象深刻？人们应该在这种意义上考虑他们的探讨。维特根斯坦并非在向鲍斯玛传授他的语言理论，也不是在传授他的“哲学”。似乎鲍斯玛正努力记录着一种理论，或者正试图理解着语言哲学的原理，先是这个方面，然后是另一个方面，看维特根斯坦是否会予以纠正或付之确证。并非如此。对于每一个引入的论题或遭遇的想法维特根斯坦都会当场与之力搏。或许他会迅速地对一个观念付诸思考，并且从他的回应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就此做过大量的思考，但在谈论它的时候他的劳作从未停歇。当然，他的图像式思考，思考中让人惊讶的转向，他对回到问题本身的坚持，无不展示出他与思想的搏斗，而非炮制出某种与通行的语言理论相谐和的合于时宜的解答。
鲍斯玛持续地记下了维特根斯坦的坚持。比如，他回忆起一次讨论，当时鲍斯玛提议讨论一下某人论宗教真理的讲座，鲍斯玛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