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结识维特根斯坦让我隐约地觉得先知的力量撒向了他的民众。“主如是说”（Thus saith the Lord）称得上那种存在的标志，它超拔于所有的恐惧和诱惑，所有的无惧和所惧之物，审判和良知。主如是说！
这双眼睛洞察秋毫，明辨一切，深知如何区分垃圾与黄金，在它们的注视和疑问下工作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垃圾！”
斯年伊始，鲍斯玛的笔记本开始呈现出他的很多学生和同事都非常熟悉的那种形式。那包括笔记的长度，记笔记的耐心，并尝试把所记录的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和手法为自己所用。最常见的就是为讨论班的学生所做的准备及回应，阅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或者其他哲学著作，或者与朋友及同事讨论的记录。出版于1953年春天的《哲学研究》为鲍斯玛提供了最佳精神食粮，直到他1978年去世。他一再地回到《哲学研究》的主题，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述它们，并付之例证和使用。他无数次地以不同的方式在笔记本上探讨如下问题：一个词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去关注那种错误的观念，即把词的意义看做它所指称的事物。
对鲍斯玛来说，通过独自思考而成就的写作与工作操练始终存在，但是，从事哲学的崭新方向和方式则是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而戏剧性地出现在1951年。十年后，又是在写给肯尼斯·约翰森的信中，鲍斯玛评论说：“有一点我很清楚，除非一个人能够独自思考，而不是重复维特根斯坦说过的话，否则他就没有理解维特根斯坦。那种独自思考意味着旷日持久的操练。”正是在他的笔记本里，鲍斯玛获取了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
鲍斯玛的笔记本见证了他的工作习惯因与维特根斯坦的会见而发生的巨大变化：
那是1939年夏天，我与拉泽罗维茨夫妇访问新英格兰期间，我第一次接触到学生的维特根斯坦课堂笔记。《逻辑哲学论》，你想必听说过，要早得多了，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当然听说过维特根斯坦，但主要是通过我以前的两位学生马尔康姆和拉泽罗维茨，相信我曾经跟你谈起过他们。是啊，尽管维特根斯坦反对，那些笔记还是流传了开来。读过以后，它们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已准备好去直面我所遭遇的革命性思想。摩尔研究因资料匮乏已经停止。我深耕田地，维特根斯坦种子般地撒落下来。整整十年，我竭力铲草、锄地、浇水，推敲着我在那些笔记中找寻到的深意。
尽管那些笔记对这种转变至关重要，但对鲍斯玛所施加的最大的影响却来自与维特根斯坦的会见。在此类私人化的会面中，他学会了“害怕他的判断”，“珍视他的言词”，并开始明白：他，鲍斯玛，“被剥夺了慵懒的舒适”。这些意味强烈的措辞被一个人用来讲述与另一个人的关系。
这些笔记的读者或许会问：究竟是什么，一如这些谈话所反映的那样，使得维特根斯坦让鲍斯玛印象如此深刻？《谈话录》涉及《哲学研究》基本论题的地方相对较少。只有一两次谈到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甚至那个想法也只是一带而过。同样，读者也没有觉得维特根斯坦在向鲍斯玛阐发自己的哲学，或者试图向鲍斯玛传授他的真实意谓。因此，让鲍斯玛敬畏的并非某种新的哲学或教条。那是些不同的东西，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