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教授反复强调我们更应该真正关心群众，并且了解这个社会，有一种“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的感觉，而且用很生动的例子作说明。为什么用陪审团呢？这个意义非常深远。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是学自然科学的，学理工科的，我简单地补充一点儿。我觉得这个陪审团在我们整个自然科学发展中，意义非常重大。大家知道，概率论是在所谓拉普拉斯研究陪审团才发展出来的，因为在不确定现象下，19世纪的物理学是牛顿力学，它没有量子力学，那么拉普拉斯本人就是为了研究陪审团问题而发展概率论的，因为他是一个陪审员，他要提出某事件的概率可能是05和1之间……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郎教授讲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故事。这不仅是故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历史。
最后，我想再简单地说一下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中国香港看病急诊都是不要钱的。美国的评级机构也认为中国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市场经济指标最高。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郎教授刚才提到的——香港有非常严格的法治程序。我这里特别想强调补充一点的是，香港的土地是公有的，正是因为公有土地，产生了收益。不像中国去年8月31号之前，我们一般说的“八三一”大限，就是8月31号以前，我们很多公有土地的使用权是廉价的，甚至是完全靠着关系就划拨给了使用者，而没有一个真正的市场的使用权的招标，也没有一套严格的法治机制。我们要注意的是，香港公有土地的产生，市场的拍卖，产生了公有资产的收益，这样导致香港可以收很低的税。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国有资产都彻底私有化，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公民都不得不再交更多的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市场中经营公有资产产生收益，实际上可以降低每个人所付的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深刻的内涵，也就是郎教授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本质意义。
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德（James Meade）有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书，叫《效率、公平与产权》（经管学院这个图书馆里有几本）。他在1995年去世之前，一直在研究自由社会主义。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和郎教授今天讲的整个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改革，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是需要改革的，但改革并不等于全部廉价地卖光，或者是只有少数人从中得到利益。真正建立这个改革的方向，应当避免改革最后变成为了少数人得利，这是我们当前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我今天钦佩郎咸平教授，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发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公众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郎教授提出的理念是极为有建设性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