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绝大多数现存生物来说，群体所产生的新突变与自然选择所抹去的突变近乎平衡。在一个群体中，若有害突变基因的自然选择淘汰率低于新生率，那么该群体的成员质量势必会逐代下降。生物学家就这一过程进行了实验。若令自然选择不再作用于果蝇（标准实验动物），其平均预期寿命会逐代缩短。准确来说，每代果蝇的存活能力都较上一代下降了约0.5%。在没有自然选择作用的情况下，这些实验果蝇在繁殖30 代后，其子代的生存能力便会降至初代的85%左右。
在无自然选择作用的情况下，群体质量的下降率取决于有害突变的发生率。若有害突变率高，群体就会迅速退化；若有害突变率低，退化速度就会减缓。目前，生物学家在突变率的定义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若某些国家的人确实彻底摆脱了自然选择的作用，那么我们便可断定，他们的DNA将逐渐随机化。只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随机化是否会在几代、几十代或几百代后变得显著。无论如何，至少达尔文“若自然选择失效，生物便会退化”的这一基本主张仍为人们所普遍认可。
达尔文的第二个论点与道德有关——我们利用医学的做法是正确的。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妨碍自然选择，但放任自流的后果真是太糟糕了。我觉得现代人会比达尔文那个时代的人更加认同这一观点。介于两个时代之间的某些（尽管并非所有）优生学家坚称，我们应该修复自然选择以淘汰质量低下的基因，或用技术手段模仿自然选择，比如说，可以对基因质量不佳的人实施绝育手段。确有某些国家曾制定过此类法律，并贯彻实施了优生政策。纳粹德国就是其中之一，但并非唯一，他们的法律其实效仿自美国。从20 世纪中期开始，优生政策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因而优生法遭到废除。与达尔文一样，现代社会愿意容忍任何可能出现的遗传退化，无论供其选择的替代方案是制定优生法，还是重新借助自然选择。对此仍有一些少数派不予认同，但他们只是少数，且对此心知肚明。
最后，达尔文提出质疑，反对声称人类社会会削弱自然选择影响力的某些论调。医学也许削弱了自然选择的部分力量，但婚姻市场仍能有效剔除坏的基因。后续研究充分支持了达尔文关于已婚者与未婚者死亡率的事实性观点。截至20世纪60 年代前后的大规模调查以确凿证据证明了这一差异的存在。接受调查的国家均出现了这一差异，且无男女差异。平均而言，同等条件下，未婚男性的死亡可能性是已婚男性的1.8 倍左右。换作女性，该差异在1.5 倍左右。大概在20世纪70 年代以后，统计数据就变得没那么有趣了。非婚生育质量差异与结婚但不生育的现象在许多国家变得更为普遍。就自然选择的运作方式而言，重要的是生育者与不生育者之间的遗传。无论是在达尔文那个时代，还是其身后的数十年，已婚者与未婚者的相对死亡率都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虽然粗略但方便好用。换作现在，研究的难度就大得多了，这一点在美国与任一欧洲国家里都能得见。我们应该了解的是已为人父者与未为人父者之间的相对死亡率，以及已为人母者与未为人母者之间的相对死亡率。
在自达尔文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尽管未婚者与已婚者之间的死亡率差异得到了更好的记录，但对其出现缘由的解释并未更加清晰。生物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一直在达尔文考虑过的两种解释间争论不休。是婚姻降低了人死亡的可能性，还是因为人死亡的可能性小，所以结婚的可能性更大。我们说过，达尔文认为第二种解释更为重要。不过他的论证（本章引文内容未完全涵盖）太过简短，不足以令人信服。这个问题在人类方面，要取得决定性证据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而在非人类方面，生物学家已在多个物种身上发现了可靠证据，这些证据显示，基因质量高的个体在交配市场上更为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