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按总路线办，总路线是灯塔，离开了灯塔照耀就要犯错误。这样的思路极富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主义、唯大论、唯高论、泛哲学论的特点。我们的文化传统认定，“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正）”，毛泽东的《矛盾论》也强调，解决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强调的也是大河不满小河干，有了大才能有小，有了高才能有低。斯时则是，只要掌握了大道——众妙之门——总路线就一通百通，无往而不利。
反过来，毛泽东说，如果不讲社会主义，就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其近道也，难矣哉”。据说毛主席解释说，孔夫子的这一段话用到这里，就是说大家整天在一起，只抓些救济防疫修桥补路之类的小恩小惠，却从来不讲“义”，什么是义呢？就是社会主义，那就不符合总路线——也就是“道”了。
直到1998年，我在美国三一学院待了一个学期，身份是校长顾问（presidential fellow）。那时整天从传媒上得知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卫生医疗问题，我还在此学院听过第一夫人希拉里的讲演，谈幼儿保育（baby care）问题，我时而觉得不够味儿，不带劲，在我们这里，前几把手是不会把本应由卫生部长与妇联有关人员抓的事整天挂在嘴边的。
中国人是讲究抓大事的，我在美国觉得美国总统与其夫人抓的事太不及“义”与“道”。
……回首往事，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屡屡想到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油料统购统销。从此，经济上的麻烦一天天严重起来。1953年初，我们的工资从供给制改为包干制。供给制是说，按每人的伙食费、衣装费、零花钱供给，只满足最低需要。包干制则是不分具体需要，给你一笔钱，全包在里头了。我的包干费好像是七等三级，每月约17元。那时我们的伙食费是每月12元，那么17元的感觉与当今的800元应该差不多。
1953年3月，说是粮食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解放后翻身、解放、太平、生活好了，人口急剧增多，还有什么霜灾水灾，还有农民惜售，还有农村闹粮闹吃不饱。当然，一遇到这种情况，私商与自由市场就成了祸首，是私商的活动威胁了人民的口粮，必须把私商排除，粮食的购与销都只能由强大的国家政权负责。
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但仍然觉得不是什么好消息，不像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幸福的生活万年长，芝麻开花节节高，而像是冷锅里冒热气，天有不测风云——此事的浮出水面好生突兀。日子本来好得没有边儿了，怎么突然为口粮发起了愁？但此事也没有对自己与其他北京居民的生活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影响，我对它的印象一般。
后来到了秋天，有几天我们团区委的几个年轻干部，忽然一起议论说最近伙食太差，大家有点馋，想吃点解馋的东西。谁的主意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我们从副食店里买了一瓶子花生油，从粮店买了一点面粉。那时的北京，卖吃食的商店分类清晰：食品店，主要卖糕点烟酒饮料；副食店，经销油盐酱醋咸菜粉条淀粉味精等厨事用物。我们自己动手，炸了一堆油饼油条，足吃了一气。
没过几天，是11月份，这天说是有重要文件需要传达，是讲从此取消油料——其后又是布匹的自由买卖。这些，统称之为统购统销。当时说的统购统销似乎是权宜之计，后来，一直到了1992年才正式取消，前后历时近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