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个定理：批判者的意识形态调门越高，就越能给执政者以打击。而执政者的调门越高，往往越是给自己将军。例如，国民党政权的军事要地到处写着“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北京市张自忠路上就有这样的口号，我多次从那个牌子下经过。报刊上却全是对于国民党的贪官污吏的腐败事迹报道，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滑稽，让人感到国民党当真是人所不齿。还有武汉，在一次有美军军官与国民党军政要人参加的舞会上，突然停电，美国人趁机猥亵直到强奸与会要人的妻女。看完这样的“新闻”，再看看宪兵队大门口的正气呀完人呀等说法，你能不气破肚皮笑破肠腹吗？
……新中国的缔造者与拓荒者和他们的接班者们啊，我是爱你们的，咱们可要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中汲取教训啊！
至少有三年，从1949年到1952年，我沉醉在胜利与解放的凯歌里。共产党、解放军对于我好像是把握了神杖，到处点石成金、化悲为喜的神人。1948年年底，北京城里到处是恶臭的垃圾堆，苍蝇蚊虫在污物上乱飞，穷人的孩子在垃圾堆上用一种专门的粗铁丝钩刨土找物，希望能找出一点尚非全无用处的废品，例如煤核。（按：那时的北京人家里多半烧小煤球炉。有时煤球没有完全烧透，其核心部分还可以燃烧或制造再生煤球。）这样的事情与景象是一种天然的控诉。
国民党的市参议会，没完没了地讨论清理垃圾的事宜，参议员的发言炮声隆隆，只见垃圾堆越来越大，越来越臭，不见丝毫减少或减小。这是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解放后，过了一两周，用解放军的大卡车，三四天工夫，把全部垃圾都运走，北京变得宽敞清洁明亮。
（现在的某些第三世界城市，例如印度的加尔各答，城市里仍然有腐臭的巨大的垃圾堆。想想吧，什么是有效的管理呢？）
国民党时候的物价，我知道有多么疯狂与不可思议。租房子的合约讲的是每月缴若干袋洋面（面粉），绝对不能讲法币或者金元券。物价一天涨好几次。而一解放，群众对货币对经济生活的信心大增，1949年夏，鸡蛋曾经落到旧币一百元（折合新币一分）一枚至两枚。这也是胜利会自行增光的一例。
50年代初，北京修起了好几个影剧院，交道口影院、新街口影院、首都剧场、天桥剧场等都是那个时候呼啦一下子冒出来的。此外还有什刹海游泳场、什刹海体育馆，尤其是王府井百货大楼，让我感动得落泪。怎么共产党像变戏法一样一挥手一跺脚就变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北京来！
我至今记得1951年“十一”前夕，我看了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影片题名出自毛主席的批示。我学会了影片的主题歌曲《淮河两岸鲜花开》：
淮河两岸鲜花开，
胜利的歌声唱起来，
秋风吹来稻米香，
肥壮的谷穗迎风摆……
这首歌词曲都相当一般，但是我仍然欢乐陶醉。各种让年轻的男孩子听了心烦的靡靡之音，诸如白光、李丽华、白云、顾兰君的令人空虚扫兴的歌曲给耳朵听出了茧子以后，到处是军歌战歌红旗歌颂歌凯歌礼赞之歌，就好像从一间小黑屋里一下子走到了晴空万里、骄阳如火的原野里。我乐得发傻！
我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周恩来总理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全文，说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政府，一年当中做了这么多好事，有这么大的成绩、这么高的效率。当真啊当真，果然啊果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