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笔记时，马克思指出：犹太人和资本家真正触及了康德所谓“内心的道德法则”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在信贷活动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不同货币财富，而是一个人的道德和声誉，于是，在信贷活动中，一方面道德成为“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另一方面人的道德则成为可以抵押和买卖的物品：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
可见，在欧洲宗教里面寻找“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这种思路其实是由马克思开创的，韦伯只是部分地沿袭了马克思的思考方式，尽管韦伯总被说成是“独自开创”了一种与马克思“截然对立”的思考资本主义的方式。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以极其特异的方式谈到了无产阶级，并第一次给无产阶级下了一个拗口的定义。马克思这样说：无产阶级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
马克思这句拗口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当年的犹太人可以凭借勤奋、凭借发财致富，最终被欧洲主流社会所勉强接纳，即可以由一个“犹太人”变成一个“基督徒”（马克思的父亲就是这样由犹太人转变为基督徒），并且把自己的道德法则——买卖和投资原则扩展为欧洲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因为：
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虽然不言而喻，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
马克思指出：一方面，无产阶级代表着现实的生产和交换领域，代表着社会最真实和具有决定性的方面——在这一点上，它是“市民阶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的人数过于庞大，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增加——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庞大的生产能力，历史地决定了无产阶级完全不可能像原有的市民阶级诸如历史上的犹太人那样“挤进”主流社会，并以经济上的“成功”弥补政治压迫造成的“亏空”。于是，在这一点上，它又绝不可能成为“市民阶级”。
马克思自己其实也是如此。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他既不可能像祖辈那样去做拉比，也不能像父辈那样通过“改宗”而当上一个成功的律师。作为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家族”成员，无论多么勤劳、聪明、能干，他的命运只能是“失业”，即做一个在欧洲各地流亡的、没有“绿卡”的“知识民工”。
既有的资本主义体系不能容纳如此巨大的生产力，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洞悉了自己的命运，也洞悉了历史。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体制最明显的缺陷就在于：它把生产力发展的规模限定在资本收益最大化的束缚中，而这就是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的根源。于是，刻意造成大量过剩人口和大规模失业，这既是资本家的利益使然，更表明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狭窄性与落后性，因此，只有通过实现充分就业，消灭被资本家刻意制造出来的“过剩人口”，才能发展和扩大生产力，而只有消灭现存资本主义体制，才能最终消灭“过剩人口”和失业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