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价格”，“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清偿的”：这是正义的最古老和最天真的道德戒律，是地球上一切“善行”、“公允”、“好意”、以及“客观性”的开端。
——尼采
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诞生于普鲁士哥尼斯堡一个马具匠家庭，他比卢梭小12岁。但康德活了80岁，远比卢梭长寿。
马克思、康德和黑格尔都出生在普鲁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同盟国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为了彻底肢解“法西斯的策源地”普鲁士省，便把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划归了民主德国。而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则再次划归了苏联，直到现在，它还属于俄罗斯，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康德算是半个俄罗斯人。
与写下《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卢梭不同，康德毕生疏离于政治，尽管他晚年总算是睁开了眼睛，面对着欧洲的烽火连天，怒斥了欧洲的军阀混战，写出了《论世界永久和平》这本伟大著作，但在康德生活的时代，哥尼斯堡一度被沙皇俄国占领，而康德在沙皇俄国统治时代似乎过得很不错，康德跟许多沙皇俄国军官的关系都非常好，甚至还跟他们一起合作搞研究（这个研究也很有趣，就是对一个先天盲人进行复明手术，因为康德想搞明白盲人“想象的世界”与他第一次睁眼看到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亦即“观念”与“视觉”的关系，“无形的观念世界”与“有形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关系）。
当时的普鲁士有两所著名大学，一所是耶拿大学（马克思在此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普鲁士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另一所就是哥尼斯堡大学，而康德后来则成了哥尼斯堡大学的校长。不过，对于康德的政治能力（治校能力），他的同事希佩尔却这样评价说：尽管康德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但他却没有能力“领导一个邦、一个村，甚至一个鸡圈”。
在欧洲，作为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或者“独立知识分子”，首先是在普鲁士产生的，因为“制造知识分子阶层”正是普鲁士的既定国策，或者说是普鲁士当局针对欧洲各国彼此争霸的局势而作出的战略选择。正是在普鲁士国家有意识的鼓励和推动下，“知识分子”被从工匠阶级中分离出来，并与工匠相对立；或者说，德意志的“大脑”被从手的劳动中分离出来，并与手的劳动对立。而这一切都是在普鲁士率先发生的。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方才形象地把德国社会说成“头足倒置的”——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落后，就是由于缺乏英国那种“先进的工人阶级”，即那种与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这就是因为：德国社会的主体，乃是“动脑不动手”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仿佛是在用他们的木脑袋倒立在地上行走。当然，康德就是其中的典型。
不过，马克思或许忽视了：普鲁士却并没有因为这种战略选择而真正“落后”，恰恰相反，普鲁士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国家争霸中后来居上，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并迅速超过英国，就是因为德国与英国相比，更为重视专业化的知识分子的培养，更加重视造就一支专家队伍，更加有意识地资助和鼓励学院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方才使得在康德时代“学院公民”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而与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意志）比较而言，这一时期的英国虽然其国内也有很多工程师社团，但是，英国却并没有“学院公民”这样一个特殊阶层，在当时先进的英国，由国家主导的技术人才和工程师的教育培养也并不多。英国这个相信实践和经验的国家，如同相信作家是不可培养的那样，普遍相信技术人才和工程师并不是学校可以培养出来的，而是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因此，最有益的学习就是在生产实践中向那些有技术的工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