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卢梭与中国(4)

道丧而文敝,得贤者起而振之,岂曰小补。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于时之所为耳。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娱日,而吏事不修。陋习相承,已非一日。……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执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若规永叔、子赡之节概以自多,采退之、鲁直之词华以自豪,此承平无事之世,所为优游以养大臣之望者,而非当今之所急,以无救于治乱之数也。

钱基博先生的这些话,恰恰使得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个曾经令卢梭泪流满面的问题:知识活动与生产实践的关系问题。而这也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社会再生产与生产活动的关系问题。

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外圣贤们的心思其实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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