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以“公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起初是为日内瓦所设计的），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流亡工匠代表大会”制度，《社会契约论》日后成为了美国《独立（大会）宣言》（即我们常说的《独立宣言》）的蓝本。而与后来的美国社会一样，日内瓦移民社会的前提是：作为有手艺的劳动者，共同体成员没有什么先天社会背景，即“起点相同”，因此，民主的基础就是劳动者的平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未完成稿）中曾盛赞北美的移民社会，认为“移民社会”有利于摆脱旧世界的交往方式，而采取全新的交往方式，这显然是受到了卢梭的启示。与卢梭一样，马克思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也是为了在伦敦和巴黎的德国流亡工人组织（指正义者同盟）而作。
欧洲的十字军运动使得传入伊斯兰地区的中国的四大发明播散到欧洲，而宗教改革与宗教迫害则造成了工匠的集聚，航海事业又带来了新的财富和新的知识，这一切都促成了知识与劳动的结合，而知识与劳动结合的动力是现实生产的需要，也正是在这种结合中产生了近代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展示出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才成为可能。第二，这时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已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首位。第三，地理上的发现——纯粹是为了营利，因而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而完成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在此以前还见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
这种知识与劳动相结合的情况，是在1500年之后方才发生的。而在文艺复兴的前期，却一方面是人文学者为宫廷提供知识，一方面则是工匠们的技术发明远远地把人文学者们甩在了后面，现实中仍是手脑分离的状况，经院哲学和神学传授的知识与现实世界中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直到16世纪，这种分离的状况才终于随着欧洲封闭状态的打破而改变。从那时起，首先是统治者们开始更加关心“海外的财富”，关心那些能够使他们在彼此争战中掌握先机的武器制造技术，关心那些能为他们筹措战争和航海经费的货币操纵者。于是，从战争国债筹措者中产生了资产阶级，从海外贸易中产生了大贸易商，而从工匠中则产生了无产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变化，在1550年前后，欧洲的“人文学者”们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始关注起手工劳动者和他们的工作方法了——工匠与人文学者的结合开始了，正是由于这种结合，我们后来所谓的“科学家”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