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公意、法律、主权还是共和国，它们的基石都是“人民”。我们要记住的是：法语“人民”（le peuple）如同西班牙语的“人民”（el pueblo），都不是“每个人”的同义词，它指的是被统治的“劳动阶级”，是有文化、有手艺的劳动者。而卢梭所谓“人民”的基础，其实就是工匠阶级。
要知道什么叫做日内瓦公民，首先就要了解日内瓦共和国形成的过程，特别是要了解16世纪以来欧洲特殊的宗教背景：西班牙帝国要推广天主教，开始大规模迫害异教徒，这里的异教徒便是基督教新教徒、犹太教徒，它的迫害方式首先是流放，其次是追杀。菲利普二世以来，西班牙帝国所发动的一系列对荷兰、英国的战争，都是这种追杀异教徒的宗教战争。
16世纪，由路德编译的《新约》出版，《新约》采用的语言是德文而非拉丁文，这是宗教改革运动走向高潮的标志。宗教改革运动将欧洲的基督教一分为二，即划分为天主教和新教。由于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流放和追杀，新教徒工匠的大部分跑到荷兰、英国、德意志，还有一部分跑到了日内瓦。不过，西班牙帝国有意识的迫害运动却充当了“历史进步的鞭子”，它产生了一个无意识的结果，即导致了欧洲的工匠师傅由原本经济发达、贸易集中的南欧向当时相对闭塞的英格兰、北欧流散，这种“工匠”的大流动造成了手工业行会的大聚集，它最终为经由行会向工厂生产的大转变，即我们后来所谓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历史条件。
瑞士人的名言是：“瑞士之所以成为瑞士，是因为有些德意志人不愿做德意志人，有些法国人不愿做法国人，特别是有些意大利人不愿做意大利人，于是，这些人一起成为了瑞士人。”瑞士以制表业和私人银行业著称于世，但是，钟表业却并不是瑞士土生土长的，16世纪末法国的宗教大屠杀导致了大批追随加尔文的胡格诺教徒逃到瑞士，这才带来了制造钟表的技术。至于私人银行业，其直接起因是欧洲工匠因逃避宗教迫害，携带着财产从南欧和法国逃到瑞士，而它更初始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带兵出征的欧洲贵族将其财产和掠夺来的财物交给代理人经营，由此产生私人银行业务的萌芽。这个萌芽，随着欧洲内部愈演愈烈的宗教战争的扩大，随着国王们为了扩大战争而日益增加的筹款需要，而日益庞大起来。
卢梭出生的时代（即1712年）的日内瓦，只有1.8万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有三个：其一，他们都是新教徒，即不同于天主教徒的基督教徒；其二，他们都是因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宗教迫害，因为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被赶到北欧的流亡者，即都是移民；其三，他们大部分是工匠劳动者，他们的组织形式与教会不同，是行会。
日内瓦作为一个“行会师傅的逃难之乡”，作为“流亡者的避难所”，相较荷兰这种海平面以下的地方，或英格兰那个孤岛而言，自然条件还算是好的。处于群山环抱之中的日内瓦，作为一个与欧洲各大君主国没有联系的、孤立的“移民共同体”，很自然地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工匠为主体的“公民”们每年聚会一次，选举他们的管理者和官员。因此，日内瓦号称自己是一个“流亡者共和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表明，“民主”并非从天而降，它往往是与移民社会、工匠劳动者社会相联系的，更为严格地说，更是与欧洲历史的独特遗产——严酷的宗教迫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欧洲那样残酷的宗教、种族迫害经历，也缺乏“行会”这种工匠劳动者组织的发展，所以，我们也便难以理解与之相伴随的宗教反抗、阶级斗争、行会聚集乃至大规模的移民—工匠社会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