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从民族到国家(3)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民族”的时候要小心。在中文里面,ethnic和 nation这两个词都翻译成“民族”。台湾学者用“国族”这个概念表达 nation,似乎好一些。集体认同其实有不同的层次,最基本的是 race,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种类别,然后是 ethnicity,一个比较持久的,拥有共同风俗、语言的共同体,再高一个层次是 nation,一方面跟语言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跟政治有关。现在有些学者,比如姚大力的研究表明,在 race的意义上 “中国人”不是那么统一或同质性的,也就是在生物学层次上几乎解构了“中国人”这一概念。而在民族的层次上,中国有诸多的ethnicities。那么这样一个国家要达成统一,不能通过自然的演化来形成,它一定需要一个政治上的整合。而“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政治意义上的 nation,既联结文化的传承,又是一种政治的建构。所以,我们谈论的“现代中国”,它是一种历史建构,与政治有非常大的关系。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正是经历了一个政治建构的过程,出现了新的现代政治想象,这是由于中国更深度地进入了世界结构。我们面对着一群民族国家,使得我们不得不以民族国家的方式来想象自己和重新建构自己。

瞿 骏: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需要厘清的,我觉得,即使是所谓帝国与帝国之间可能也是有区别的。刚才刘老师提到帝国的松散治理结构,如果从松散的程度来说,可能中国并不是那么的松散。在我看来,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来描述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是有些问题的。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东南亚地区,那些地方是从一个未开化的地方迅速地向一个民族国家转型。所以,他觉得通过地图测绘、大量印刷的报纸这样一些方式能够使它迅速地凝结成一个民族国家。而中国可能本来并不松散,它通过科举考试、共同的文字、各地的儒生来联结,这种联结可能是比较紧密的。所以,“想象的共同体”这样的论述应用于中国是要相当谨慎的。同时,另外一些想象可能又是我们所忽略的,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我们看上去比较像一个民族国家的样子,但是,根据张启雄的研究,北洋政府对蒙古仍然采用册封、觐见这些老办法,用以前对待藩部的方式来维系一种松散的联系。但是,到了 20世纪 20年代以后,民族自决这样一套想象进来以后,整个问题就彻底变化了。但是,问题在于,民族自决这样一套想象究竟是植根于民族国家的形式,还是世界革命的形式?它是以一种天下的方式,还是以一种国家的方式与中国分裂?这可能都是需要重新考察的问题,而且时间节点可能要有更细致的区分。而不能笼统地说这是一个由天下到国家的过程,或者说就是一个民族国家伪装下的文明帝国。

陈 兼:重读经典很重要,比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讲的很多东西根本不能用“冲击—反应”这种简单的分析模式来概括。大家也都知道,费正清其实是做清史起家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写了《美国与中国》,后来每十年就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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