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霖老师的发言中谈到知识谱系，同时谈到在知识谱系问题上我们如何运作在几个不自觉的大传统之中。他也谈到中国近代思想体系所承受的西方或者欧美文明因素。中国接受西学、追求现代化，曾经是在晚清以来追求富强的大前提之下逐步开展的。纪霖老师方才提出，如果今天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富强地位已经不成为问题，如果以富强为指标的“现代”对中国来说已经算是或多或少地在握，如果救亡图存已经不是今天中国知识人焦虑的重点，那么我们现在思考中国所体现的现代性，是否可以在知识上作一些新的体认或评估？如果我们谈的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知识问题，尤其是大家现在所关心的中国模式的特殊性或普遍性问题，我们如何把一个世纪以来有关“现代”、“中国”、“特殊”、“普遍”几个大的概念作一个梳理，尤其是透过对知识谱系的厘清，让我们今天在谈这些大问题的时候，不至于流于空泛，也不至于不知不觉地掉在大传统之中，以致复制了过去历史语境中的过时产品？
回应纪霖老师的发言，我想提供的是有关今天英语汉学界对中国知识生产尤其是中国现代性问题所进行的一些反思。我们六七个人近两三年来有个读书小组，不定期聚会，随性之所至，以及各人在不同时候各自的便利，大家彼此一面相互敦促，一面相互协力，把列文森教授的大作《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作了一个初步的重读。以下就是我的相关报告。
为什么重读？
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完成于 20世纪中期的五六十年代。当时的中国与美国处于相互敌对、相互闭锁的状态。美方学院里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建制，承续了“二战”期间的建构，跟联邦政府的国策、国家安全机制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研究的内涵虽然兼顾古今文史社会，但是并不纳入大学里一般人文以及社会学科的主流，而是另树一帜，形成以汉语训练为基础的区域学门。当时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大师，除了列文森以外，便是与他一同出身哈佛的史华慈。两人都有深厚的欧洲思想史背景，都有犹太渊源，史华慈研究严复，列文森研究梁启超，不约而同，都把中西文化交通以及知识转型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不约而同，两人也都把 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的终结段落，解释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共的建国成为理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展的最重要命题。
我们今天重读北美学院派的汉学经典，不能不把一些学术上的内缘以及外缘变化考虑在内。中国跟美国在建交三十年之后，成为战略性伙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敌对”不足以描述双方多面向的关系，相互闭锁更成为过去。中国学在美国持续发展，引介了大量来自中国的人才。任何西方汉学者在接受培养的过程之中，都不可能不在中国进行相当时段的学习与交流。西洋汉学的著作，所面向的不但是英语世界的读者群，同时也包括中国的同行与同好。今天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比起半个世纪之前，产生了许多变化。这个变化总体来说，是走向双语化，英汉并用；走向国际化，同时面向国内以及国外的知识群体；走向知识化，从学术的角度对公众进行中国教育。北美的中国学以往曾经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部门，现在则更多的是通过知识的建构以及议论的发挥，形塑公民社会中的中国形象以及中国话题指向。
列文森的大作有它的时代创作背景，也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列文森作为一代思想史大师，他的文本有长远开创性的影响力，也有当年学术环境中的盲点。我们今天重读列文森，可以有些什么样的取径？我们在今天能够对他的作品开发出什么样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