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背景下，快速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问题日益显现出来，这一时期，与物质消费的“过剩”相对应，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短缺”日渐突出。就在这一社会转型发生之时，中国不期然地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令人关注，民众担心国家能否提供充足的福利供给，而国家不堪日益沉重的福利支出负担，同时，老龄化常常被视为消极因素：比如，日本等国家的研究显示，老龄化社会中，壮年人口减少，会导致财政吃紧，应对少子化及扩充高龄者福利成为两大课题。国际竞争力或将会大幅下降，而如果鼓励老年人继续就业，有可能压缩年轻人的就业空间。另有研究认为，年轻人口数量越多，潜在性的革新者就会越多，并且知识文化交流加强，能促进专业性与分工。而人口老化会整体上影响社会创新活力。另外，伴随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继续工作，导致年轻人不愿吃苦（却）怕累，不愿干技术性苦活而宁愿“宅”在家中。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与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将进一步增加，缴纳养老保险的年轻人更少。老龄化除了影响生产、消费外，老年人的日常护理也正成为沉重的负担，护理的长期化、严重化、多重化及复合化等问题已经愈演愈烈。
不仅这些国际发达社会遇到老龄化问题，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遇到老龄化问题，如果说西方的老龄化问题始于“先富后老”，那么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则是“未富先老”。
“未富先老”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在老龄化时代来临之前已经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发展，而经济结构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与养老服务的劳动力供给会产生冲突，除了劳动力之争外，老龄化也会影响到内生性发展需要的产业政策。
然而，老龄化对社会结构的嵌入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前所言，国家对老龄化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到经济内生性发展所需要的产业政策。另外是老龄化对社会道德坐标的改变，这一改变很大程度上会通过老人在代际关系中的地位变化表现出来。
2 现代化进程中的代际与供养关系变迁
帕森斯认为，家庭关系变革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家庭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体现为亲属关系团体的分解和核心家庭体制的普遍化。“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在经济上是独立于其他亲属而存在的，它是一个个孤立的家庭生活单位，这个核心家庭对父亲的家庭和母亲的家庭没有任何义务关系”（Parsons，1943）。费孝通先生将这一代际关系称为“接力模式”（F1→F2→F3→Fn），“西方接力模式中的给予和获取遵循的是一种代间均衡，每一代人只有抚养子女的义务而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即‘乙代取之甲代，而还给丙代，取予之间是均衡的’”（费孝通，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