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梅
目前，全球的大城市都面临着如何在开放性、流动性和各类风险剧增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从中国的情况看，近20多年来，大城市持续推进的市场经济改革在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快速分化、人口流动的加速以及社会依赖关系的重要变化，因而使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创新成为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1）社会不满情绪快速集聚。《2012年中国35城市生活质量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几个主要城市的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指数无一进入前十名。不满情绪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城市信访数量的增加。北京的信访数量高居全国之首。2012年，北京共接待来访群众601万人次。社会不满情绪具有较强的传导性、互动性和扩散性，如果失控，将会对公共安全产生严重威胁。
（2）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社会运动频发。我国2012~2013年的群体性事件中50%是由征地拆迁导致，30%是由环境污染和劳资矛盾导致。近年来，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引发城市群体性事件的新诱因。
（3）各类非常规社会风险高发。当代非常规风险包括金融风险、恐怖主义袭击、大规模失业、社会冲突、流行性疾病等，与信息、人员、资金等决定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的加快流动密切相关，使得城市在风险预防、识别、治理以及善后处置等方面遇到了各种严重挑战。
（4）执政党合法性可能衰减。目前，我国正处于从“绩效合法性”向“程序合法性”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但绩效越来越取决于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上述负面社会后果的出现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预期，容易导致各项改革难以得到社会的响应与支持，会进一步冲击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挑战和削弱党和政府的重要社会基础和治理社会的合法性，而且有可能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汇聚在一起，形成类似于“阿拉伯之春”这样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区域性社会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