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文学所扮演的角色非同一般。在某种特殊状态下，它甚至会以一个“救赎者”的面目出现，承载着世人的全部梦想。想一想“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上的诗歌和杂文的功能，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北岛式的“救世主义”色彩的文学，始终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文学范本。文学在诺贝尔奖坛上的缺席，甚至比其他奖项的缺席来得更令人痛心疾首。它所彰显的不仅是文学和精神文化上的不足，更是被视作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的精神萎顿的象征。人们对于文学的诉求并不只是在语言艺术方面，政治正义和道德纯洁等方面的使命同样也要求文学来承担。无论是本土传统中的鲁迅，还是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米沃什等人，“德艺双馨”的文学是几十年来中国人的精神寄托。文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始终承载着“救赎”的梦想。人们渴望通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让文学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救赎”。人们也在诺贝尔文学奖所标榜的文学理念中，看到了这种“救赎”的希望。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对这个时代欠债太多：现实关怀的债务、政治正义的债务、道德担当的债务、艺术完美性的债务，等等。作家们的怯懦、无聊，乃至无耻，无不触目惊心。现实生活中道德愈是沦丧，对于文学的道德洁癖就愈发严重，文学的“救赎”使命就愈发迫切。然而，莫言的获奖被理解为对当下文学的整体性的肯定，这让人们的“文学救赎”梦想突然间归于破灭。现在，既然在莫言身上集中了中国作家的荣光，他也必将承载他们的耻辱。事实上，莫言本人十分清楚这笔债务的性质，他的文学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还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亏欠，在文学中要加倍地偿还。在我看来，这也正是他在文学中不断追求艺术上的神奇效果和现实批判性的动力所在。但还不够，在他获奖之后，他还必须还当代作家的集体性的债务。无论是在精神赎罪的意义上还是在文化消费的意义上，他都必作为头生子，成为献给文学神殿的祭品。因此，对于莫言来说，今年的斯德哥尔摩既是神坛，又是祭坛。
从根本上说，莫言的文学是1980年代的那场“新文化运动”的产儿。
在那个既开放又禁锢的年代，有限的表达自由使得文学表达显得更为重要，也更有用武之地。莫言在艺术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正是他跟现实生活和政治之间纠结不清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莫言，正如他本人的笔名“莫言”所表达的那样，他深谙“祸从口出”的生活教条，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规避迎面而来的政治旋风。而他在自己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则是通常为人们所诟病的所谓“无节制的”聒噪。文学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一种补偿。莫言身上表现出一种言说的悖论。一方面是话语的膨胀，另一方面是禁声；一方面是言辞的聒噪，另一方面是沉默。正如他在小说《丰乳肥臀》“雪集”一段所描述的那样。他笔下的汪洋恣肆的话语洪流，仿佛要穷尽表达任何事物的言辞。依靠不断地聒噪，不断地向空气中吐露着话语的泡沫，以掩饰内心失语的焦虑和对禁言的恐惧。这是“沉默的辩证法”。莫言深谙这种辩证法，他通过矛盾的话语暴露了当下中国言说的悖谬处境。莫言的文学话语活动，即是一种言说与沉默的自相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