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不曾知晓这些美国作家。他老人家心目中最好的作家是中国的鲁迅。其实，在写作原则上鲁迅跟卡弗相去不远。除了鲁迅的影响之外，我想，医生身份也是他推崇“简约原则”的根源所在。言辞就像药物，任何药物都有毒副作用，滥用会带来不良后果。如果能够以一种方式（或药物）解决的病症，就尽量不用两种。后来，我的临床诊断学老师也教导过类似的原则。在我接下来的读书和写作生涯里，这一原则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其实，要找到以繁复和华丽修辞为写作风格的例子，也不是难事。
在古代，从楚辞到汉赋，大多以言词的华美丰赡为标榜。据说，法国17、18世纪的大文豪，如高乃依、拉辛等人，也以文采华丽而著称，浪漫主义者，如夏多布里昂，则更是如此。父亲对辞藻的警觉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些过分，患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道德过敏症”。喜欢美艳的辞藻和优雅的文体，如同喜欢华丽的衣裳和精美的食物，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问题在于，在今天的语境下，父亲的训诫却显得特别重要。近几十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对我而言，最深切的感受就是，世界变得更加喧闹了。在通常情况下，喧闹是活力的表征，喧闹总比死寂、万马齐喑要好。但是，置身于过分喧闹的环境中，我们也失去了许多。首先，失去了倾听的耐心。实际上，我们总是说得多，听得少。可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到处都吵吵嚷嚷，还有什么是值得一听的呢？每一个人都在说，彼此却不能听见，甚至要大声叫嚣，以自己的声音压倒其他的声音，让别人听见。在世界喧嚣的表面，澎湃着话语的泡沫，看上去飞珠溅玉，拍岸惊天，然而，我们依旧是聋人。但文学言说总是试图让人听见，它向历史深处的幽灵，向意识深处的本我，向想象中的读者诉说和交谈。但更为重要的是，真正的作家应该首先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倾听古远历史的呐喊，倾听内在的心声，倾听来自高远处的召唤。
如果我们把通过话语层面所表达出来的文学性的文本，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作家及其作品，看成是文学史的主体的话，那么，文学就有其独立的自我意志和内在精神，文学在说话，作家反而成了倾听者，成了某个更高意志诉说的记录者。但语言的变迁，却使得这种倾听和记录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写作者有时会陷于“遗忘”的焦虑当中。整个文学史，尤其是现代汉语文学史，始终存在着这样一条隐秘的“焦虑”传统。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诗人和作家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这一令人不安的传统作见证。
对于一个孤单的个体来说，静听也是必不可少的日课。当人的灵魂体处于某种终极性的境遇的时候，当人要独自面对无边的黑暗的时候，我们软弱、跌倒，终归无助，“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26）这种微妙的叹息，只有在万籁俱静时分，悉心谛听，方可听见。
思想随笔的写作，是在时代的喧闹声中倾听来自历史深处之秘响和高远之处无限启示的一种尝试，在日复一日的时间流逝中，在近乎机械重复的学术和教学生涯中，这种能唤醒青春时代的诗意梦想，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在这样一种写作中，我感到慰藉和充实，这也是对写作的罪与罚在某种程度上的补偿。
